洪武会计录

【转自中国经济史论坛】明朝中后期世界白银为何大量流入中国作者：陈昆【提要】明代中后期的1550年代至1800年代，中国保持巨额贸易顺差达两个半世纪之久，这在世界贸易史上实属罕见。巨量白银流入有两个原因：贸易顺差和套汇。文章考察了这两个因素形成的机制。与晚明时期类似，当前我国也出现了持续的巨量贸易顺差。究其原因是政府对贸易的干预政策所致。本文认为，不能简单地评判贸易顺差的优劣，关键是贸易顺差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等因素是否相适应。【关键词】国际竞争力；海上贸易；套汇；白银流入引言自1550年代中欧海路开通至1800年代，中国保持巨额贸易顺差达两个半世纪之久，这在世界贸易史上实属罕见。大卫.休谟[1] 著名的“价格—铸币流动机制”理论也无法解释这一现象。根据这一理论，在以贵金属为本位货币的时代，理论上并无一国能长期保持贸易顺差。[1]葡萄牙学者马加良斯·戈迪尼奥的研究表明，日本白银产量的绝大部分和占美洲产量一半的世界白银流入了中国，数量十分庞大，因此他将中国形容为一个“吸泵”，形象地说明了明清中国吸纳了当时全球巨量白银。[2]弗兰克[3]在他的著作《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认为，1400—1800年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单一世界体系格局，他用贸易和套汇来说明他的这一理论。关于国际贸易，他认为，有四个地区长期保持着商品贸易逆差，它们是美洲、日本、非洲和欧洲。美洲和日本靠出口白银来弥补它们的贸易逆差，而非洲则靠出口黄金和奴隶弥补逆差。因此，这三个地区都能够生产世界经济中的其他地方所需要的“商品”。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欧洲几乎不能生产任何可供出口的商品来弥补其长期贸易赤字。于是，欧洲只能靠“经营”其他三个贸易逆差地区的出口来过日子，从非洲出口到美洲，从美洲出口到亚洲，从亚洲出口到非洲和美洲，欧洲成为全球贸易网络中的中介。为了平衡中国似乎永久保持着的顺差，世界白银流向中国。[3]货币不仅可以用来对贸易赤字进行“结算”，而且是一种能够产生利润的商品，是由供求法则支配的，由此产生套汇机会。供大于求的地方的白银价格会低一些，求大于供的地方的价格会高一些，这就吸引着白银从一地流向另一地。在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欧洲人所做的就是在亚洲各国的黄金和白银的兑换差价之间套利，以及在某些贸易往来中，尤其中国和日本的贸易往来中充当中间人的角色。任何一种货币都既是价值储存器，又是各种货币和商品之间的交换媒介。各种面值和纯度的货币都可以相互兑换或套利，也可以换取其他商品。因此，正是在全球范围内的这种货币之间的套利兑换性以及它们与商品之间的交换性，使得实际上所有的商品都可以在世界市场真正地运转起来！[3]本文循着弗兰克的思路，从海上贸易和套汇两个方面对明朝中后期白银流入作一考察。一、明代中国商品国际竞争力据史料记载，15世纪中叶至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期间，中国是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国家。据统计，1522—1566年（嘉靖年间），中国的生铁产量达到45，000吨，居世界第一位，而英国到1740年才达到2，000吨。1750年（乾隆十五年），中国工业总产量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32％，而全欧洲仅占23％；中国的国内贸易总值为4亿银两。直到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中国的GDP仍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2.4％，居世界各国的第一位。[4]中国自明代中期以来开始逐渐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这依赖于中国强大的商品制造能力和生产出来的丰富商品。中国商品拥有千百年间发展起来的精湛工艺，质量优良。而且当时许多日用品生产技术为中国所专有，占据了有利的市场垄断地位。就纺织品生产而言，中国是麻类纤维原产地，千余年间积累了丰富的生产技术，对麻缕“半浸半晒”、硫磺熏蒸等漂白技术均居当时世界领先水平。中国生丝制作的产品经得起海风吹拂而不变色，欧洲丝绸产品的款式、织法、图案设计、印染工艺无不受到中国的影响和启迪，更有甚者，英国直到1690年以后才织出质量较好的亚麻布。明代中期，中国商品如生丝、丝织品、瓷器、茶叶、棉布、砂糖、粮食、药材等，在国际市场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具有很强的竞争力。1629年（崇祯二年），荷兰驻第三任长官讷茨（Nuyts）在给其国王的一份报告书中说：“中国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国家，它能够把某些商品大量供应全世界”。 [5]当时一个西方作家也报道说：“中国人有世界上最好的粮食——米；最好的饮料——茶；最好的衣料——棉布、丝织品及皮货。拥有这些主要物品和数不尽的其他次要的物产”。 [6]特别是中国丝货，外国商人更是赞叹不绝，“从中国运来的各种丝货，以白色最受欢迎，其白如雪，欧洲没有一种产品能比得上中国的丝货”。 [7]根据史料记载。16—18世纪，中国向全世界出口的商品约有236种之多，其中手工业品有137种，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其中生丝、丝织品出口最多，其次是瓷器和茶叶等。除了质量优越之外，明代中国商品的价格优势也很突出。一方面由于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廉；另一方面由于宋明之间中国白银需求增长一直快于供给增长，明代白银购买力相当于宋、元时期的两倍，而恰在此时，美、欧正处于“价格革命”时期，欧洲各国正在经历史无前例的涉及所有工农业商品、持续约一个世纪之久的恶性通货膨胀。在这场通货膨胀中，西班牙、葡萄牙的物价从16世纪30年代到17世纪普遍上涨3倍左右，英国、法国、德国物价从16世纪中期开始上涨两倍左右。这大大削弱了欧洲各国商品的市场竞争力，尤其是西班牙、葡萄牙两国商品的市场竞争力。相对于欧洲各国，中国商品以白银表示的相对价格极为低廉，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极大的价格优势。当时国际市场上中国主要大宗出口商品与外国同类产品价格对比如下：丝织品：墨西哥市场上中国丝织品价格是西班牙同类产品的1/3，在秘鲁是1/9，在东南亚是荷兰同类产品的1/3，在欧洲是欧洲产品的1/4-1/3；麻织品：墨西哥市场欧洲麻织品几乎比中国同类产品贵8倍；铜、铁制品：菲律宾市场中国铁钉价格为西班牙产品的1/4，致使秘鲁总督卡涅特于1590年专门派船赴菲购买中国铜、铁制品，还有位西班牙人维拉曾建议在菲律宾购买廉价的中国铜铸炮，然后运往墨西哥和秘鲁；生丝：1621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以每磅4盾的价格采购一批台湾生丝，运到欧洲市场后售价为每磅16.8盾，毛利率达320%；肉类、蔬菜、水果：当时的一个西班牙神甫马丁德拉达惊叹中国肉类、蔬菜、水果价格低得象是分文不取一样……[8]西欧迫切需要质优价廉的中国商品，香料、药材、茶叶、瓷器、丝绸等物都深受西欧人的欢迎。由于多年战争和自然灾害的影响，西欧能向外输出售于东方的货物却非常有限，必须用现金即贵金属白银货币支付。它们只好携带大量银子来中国购买货物贩回国内倾销。所谓夷船“所载货物无几，大半均属番银”。[9]质优价廉的中国商品在与欧洲、美洲各地商品的较量中势如破竹。中国与欧洲、美洲海上贸易航路的开辟，为中国日用消费品获得了广阔的国际市场。输入马尼拉的中国货物有生丝、丝织品、天鹅绒、绫绢、绸缎、棉布、麻织品、珠宝、工艺品、钢铁锡铅制品、硝石、火药、食品、家禽、家畜等，其中纺织品为大宗商品。由于西属美洲市场需求很大，中国丝织品和棉织品很快跃居马尼拉大商帆输往美洲货物榜首，并一直保持到大商帆贸易的终结。直至十八世纪末，中国丝绸等商品仍占墨西哥进口总值的63%。[10]中国纺织品涌入菲律宾，当地土著“不复种棉织布……忘记了纺纱织布的传统工艺技术”。在拉丁美洲，中国商品使得西班牙商品销量到17世纪初下降了一半以上。在当时欧美人笔下，墨西哥“土著居民逐渐停止纺织”，“西班牙所有的丝织工场全部毁灭了”，“中国的麻织品为印第安人和黑人所渴求，一旦中国产品短缺，尽管欧洲产品充斥市场，他们也绝不问津”，“中国丝织品以它低廉的售价、独具特色的技艺和装饰上的魅力，对欧洲市场构成一种挑战” …… 诸如此类的记载比比皆是，法国一些丝织品厂商为扩大销路甚至不得不给自己的产品印上“中国制造”字样。[11]由于西欧各国商品难以与价廉物美的中国货竞争，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后来跻身对华贸易的荷兰人、英国人都不得不支付巨额白银购买中国商品，因此中国对外贸易顺差一直保持到西欧工业革命之后、鸦片贸易兴起前夕。二、明代中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导致白银持续内流1545年和1548年，秘鲁之波托西（Potosi，今属玻利维亚）和墨西哥之萨卡特卡斯（Zacatecas）的银矿被相继发现、开采和大量向外输出。16世纪末，西班牙占有世界贵金属开采量的83%，[12]仅波托西一矿1581-1600年间平均年产量即达25.4万公斤，占当时全世界白银年产量的60%强。17世纪末波托西银矿日渐枯竭，墨西哥银矿又开始取而代之，其产量在18世纪增长约5倍，到1789年占世界产量的5/8以上。[13]中欧海上贸易航线建立后，美洲白银通过太平洋运到马尼拉，再转至中国，是美洲白银输入中国的主要渠道。据索萨的研究，美洲白银通过太平洋运到菲律宾的数额，在1590—1602年估计为2，010吨，1602—1636年约2，400吨，1636—1644年约210吨，总共达到4，620吨。[14]艾维泗指出从阿卡普尔科运到马尼拉的白银，每年125吨，在1597年，也就是万历二十五年，高达300吨。[15]另外，还有部分输入欧洲的美洲白银通过贸易转运澳门，然后流入中国内地。仅1631年一年内，由菲律宾输入澳门的白银就达1，400万两，大致相当于永乐元年至宣德九年（1403-1434年）大明王朝30年鼎盛期内中国官银矿总产量的2.1倍，是万历年间明朝国库岁入的3.8倍。中西历史文献中有关美洲白银流入中国的记载比比皆是。比如W. L.舒尔茨在《马尼拉大商帆》中记载，西班牙人多次抱怨“中国商人把从新西班牙运来的白银几乎全部运走了”；一位西班牙海军上将则惊叹道：“中国国王能用来自秘鲁的银条修建一座宫殿。”[16]美洲白银流入中国数量之大，竟一度使欧洲贵金属输入量锐减。美国经济史学家汉密尔顿（Earl J.Hamilton）曾经指出，与1591-1600年间相比，1641-1650年间美洲黄金输入欧洲数量锐减92%，白银减少61%，这一减少与中国-美洲贸易扩大有关。[17]由于美洲白银通过菲律宾大量流入中国，17世纪上半叶某些西班牙人竟建议放弃菲律宾殖民地。美洲白银流入欧洲再流入中国，是美洲白银输入中国的另一个渠道。在1500到1650年这一个半世纪里，从美洲运到欧洲的白银约16，000吨。[18]根据沃德·巴雷特统计，1493—1600年世界银产量是23，000吨，美洲产量就达17，000吨，占全部世界银产量的74％。他认为美洲白银大约70％输入了欧洲，其中的40％又流到亚洲。[19]美洲通过欧洲转手运到东方的白银大约有8，000吨，除去流入印度和奥斯曼的，其中大部分流入了中国，估计约有5，000吨。[20]1580年代，葡萄牙人每年至少运送100万杜卡特（Ducat）白银到远东，大部分流入中国。17世纪，英国和荷兰也开始把西班牙白银运往东方。1601-162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运出75万英镑的西班牙白银（约合250万杜卡特）到远东，多数流入中国；崇祯十年（1637年），该公司船只首次到达中国，“没有卖出一件英国货，只是抛出了八万枚西班牙银元”。[21] 17世纪后期，该公司运出的金银更是急剧增长，仅1700-1701年度就达70万英镑。荷兰东印度公司出口金银在1618-1700年间从50万杜卡特增长到125万杜卡特（约合4万公斤）。[22]大量白银外流让欧洲白银输出国西班牙、葡萄牙等政府惶恐不安，曾几度设限。1593年1月1日、1595年7月和9月，西班牙国王三度颁发敕令，规定每年从墨西哥运抵菲律宾的白银以50万比索为上限，企图遏止美洲白银流入中国。恰在当时欧洲诸国普遍奉行重商主义政策，视金银货币为财富的唯一形式，主张国家经济政策唯一目的就是尽可能多积累金银货币。然而，市场规律是不能够挑战的，除非宗主国制造业竞争力大幅度增强，否则，欲以一纸敕令在市场上遏止价廉物美中国商品的洪流，终究枉费心机。而且，限制美洲白银流入中国不符合菲律宾殖民当局的利益。菲律宾殖民地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经济支柱是转口贸易，殖民当局财政对关税收入尤其倚重。荷兰官员在1618年估计，西班牙政府（指菲律宾殖民当局）每年仅从中国丝经菲律宾转运美洲的贸易中就可征收约50万比索商税。1586-1645年间，除1586年至90年代以外，中国货物进口税在马尼拉每年的全部进口税中所占比重一直高于60%。其间，1611-1615年间为91.5%，1636-1640年间为88.6%，1641-1642年间为92.06%。[23]显然，对于竭力追求财政收入最大化的菲律宾殖民当局，理性选择就是千方百计维持、扩大作为骨干税源的中国货物进口税。宗主国政府颁发敕令限制美洲白银流入中国无疑于断了菲律宾殖民当局的财路，因此，这些敕令从来就难以获得菲律宾殖民当局的配合。加之西班牙殖民帝国腐败成风，各级官吏把到殖民地政府任职视为发财良机，历任菲律宾殖民地总督本人都公然违反敕令，携带大量美洲白银进入菲律宾，这些敕令最终都摆脱不了沦为一纸空文的必然命运。西班牙殖民宗主国政府后来多次将限额提高到200万比索，实属无奈之举。三、三方套汇与白银流入欧洲人在中国、日本、欧洲之间开展的三方套汇业务是白银流入中国另一条重要渠道。16、17世纪间，主要由于贸易导致的欧洲国家白银的低价和中国的白银高价带来了套汇获利的机会。精明的欧洲商人将日本、美洲白银输入中国套换黄金，单程即可获利一倍以上，如此套利，大发横财。受利益驱使，日本、欧洲白银被大量运往中国。就是到了18世纪，中国白银价格仍然高出欧洲50%的利差，这导致了18世纪墨西哥白银生产的繁荣，世界各地的白银再次争先恐后地大量地输入中国。早在1609年，一位拥有25年在亚洲经商历史的葡萄牙商人佩德罗 德 芭萨就注意到：“通常1个金比索可以兑换5个或5个半银比索，如果中国白银发生短缺的话，从外地购买白银，价格就上升到1∶6或6.5银比索。我所见到的最贵的和在广州城购买的黄金是7个银比索兑换1个金比索，我从没有看见比这个价格再高的了，而在西班牙，1个金比索通常值12个银比索，因此，显而易见从中国购买黄金意味着可以产生75%至80%的利润。”[24]关于国际间的套汇问题，亚当 斯密在《国富论》中也写到：“当欧亚初通贸易时，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与印度的金银比价，比欧洲高得多，……在中国及其他大部分印度市场上，纯银与纯金的比价通常为十对一，至多也不过十二对一，而在欧洲则为十四或十五对一。因此，对于航行印度的欧洲船舶，一般地说，银是最有价值的输运品。对于向马尼拉航行的阿卡普尔科船舶来说，也是如此。新大陆的银，实际就是依着这种种关系，而成为旧大陆两端通商的主要商品之一。把世界各处相隔遥远的地区联络起来的，大体上也以银的买卖为媒介。”[25]这说明，货币也是是名副其实的商品，正是对货币的需求才使市场上供应商品和人们用货币购买商品成为可能。因此，这种套利兑换的普遍现象反映了当时已经出现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性金融市场。据弗林（Dennis O.Flynn）和吉拉尔德斯（Arturo Giraldez）的研究，美洲殖民地时期1540年代至1640年代，是一个套利周期。[26]恰在此时，中国开始了经济货币化的进程，因而产生了巨大的白银需求。明初到成化、弘治年间（约1470年代），白银在民间日益得到普遍使用，之后因朝廷认可而朝野皆使用白银。例如，1430年代，浙江、江西、湖广等地的税粮按一定比价折收白银—“金花银”，这大大加快了田赋货币化的进程。1460年代以后（成化年间），广东南海已用白银交租。16世纪初以后，官吏的薪俸十分之九用银支付。到1520年代，白银货币化基本完成。其后嘉靖、万历年间，广东、福建率先实行“均徭”、“均平”和“一条鞭法”等赋役制度改革，其中白银折纳都是重要内容。由于15世纪中期中国明朝纸币体系的崩溃导致了银币的替代和白银税收体系的建立，而当时的中国拥有世界1/4的人口和比伦敦和巴黎大许多倍的城市，其“白银化”带来了全球巨大反响。正是中国的巨大需求引起了中国的白银价值两倍于世界其他地方，这种悬殊的差价反过来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白银。在16世纪初，中国的金与银比价是1∶6，而欧洲为1∶12，波斯为1∶10，印度为1∶8。到16世纪末，中国最具代表性地区之一的广东的金与银比价为1∶5.5或1∶7，而西班牙为1∶12.5或1∶14，这表明中国白银的价格是西班牙的两倍。同期在日本二者之比为1∶10，在莫卧儿的印度为1∶9。直到17世纪40年代中国的白银价格才最后降低到与其他地方的价格大致相当的程度。从对中国明代史料的研究也可以看出，整个明代时期，白银价值一直比较昂贵。洪武八年（1375）制定金银钱钞之间的比价兑换体系时规定，1贯钞，折合成1千文铜钱、1两白银以及1/4两黄金，即金银比价是1: 4。洪武十八年（1385），金银比价变为一当五或一当六[2]，但主要是一当五。“永乐五年，令各处折收钞，金每两四百贯，银每两八十贯。是高帝时，赐钞千贯为银千两、金二百五十两。而永乐中，赐钞千贯，为银十二两五钱、金止二两五钱矣。”[27]由是可知，永乐五年时，金银比价仍是l:5。永乐中期，金银之间的比价突然拉大，至永乐十一年（1413年）时，金银比已变成1:7.5。同时，“永乐十三年四月庚寅”条云:“交址布政司言:本境官盐乞定例召商，许以金银铜钱中纳。于是户部定议：金一两给盐三十引，银一两、铜钱二千五百文各给盐三引。从之。”[28]据此可知，金银官方比价当时为l:10。需要说明的是，金银比价1:10出现的地区和时期并不是多，绝大部分时期内是维持在1:7或1:8左右的水平，大概一直要到隆万年间。应当注意的是，在这如此长的时期内，黄金和白银之间的比价是官价与市场是基本上一致的。金银之间的比价骤升，发生在崇祯朝时期。万历时期金银一当七八甚至一当五，至崇祯中变成一当十，而且江南地区的某些地方还存在一换十三的情况，以后还曾暂时回落到一换六的水平，大致至清初就维持在一换十三的价格水平。由上述金银之间的比价变动情况来看，黄金是处于较为稳定的升值，银则相对贬值的状态。学者钱江搜集、整理了16—18世纪中外金银比价变动情况（见表）。本来，整个明朝，黄金平均价格每两折合白银6两4钱7分，约等于宋元时代平均价格（10两3钱弱）的63%，最低曾达到折白银1两6钱7分。[29]从下表中可以看出，海外白银大量流入后，中国明清两朝金银比价出现了一个明显变化趋势，16世纪30年代开始从1∶6左右逐渐上升，17世纪初基本上稳定在1∶7—8左右，30年代后上升至1∶10—13左右。即使中国市场黄金和白银之间的比价变成l:13，这一价格水平仍然要远远滞后于同时期欧洲金银比价。在1492年以前，东方中国和印度的金银比价还是1:5的时候，欧洲就已达到1:11或l:12。在欧洲频繁发现银矿后，从1519-1650年，金银比价从1:11变成1:15.5左右，仅中间短暂时期内保持在1:10.6。而中国直到清中叶大概在乾隆时期金银比价才达到1:15的水平，即到18世纪中叶，中国金银比价已经基本上与欧洲拉平，甚或时有过之。日本、印度金银比价经历了与中国类似的过程，不过日本银矿资源丰富，印度与欧洲通商历史较早，因而其金银比价与欧洲拉平时间早于中国而已。结论及比较分析上述考察表明，如此巨量的白银流入，主要是中国通过海上贸易用商品交换而来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核心经济体，这种核心地位是基于它在工业、农业、（水路）运输和贸易方面所拥有的绝对与相对的更大的生产力。中国的这种更大的、实际上是世界经济中最大的生产力、竞争力及中心地位表现为，其贸易保持着很大的顺差。这种贸易顺差主要基于它的丝绸和瓷器出口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另外它还出口黄金、银钱以及后来的茶叶。这些出口商品反过来使中国成为世界白银的“终极秘窖”。世界白银流向中国，以平衡中国几乎永远保持着的出口顺差。[3]除了贸易顺差之外，世界白银流入中国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的金银比价一直低于外国金银市场的比价，欧洲国家白银的低价和中国的白银高价带来了套汇获利的机会。16、17世纪间，中国社会内部产生的对白银的巨大需求，推高了银价。受利益驱使，日本、欧洲白银被大量运往中国。从1550年到1645年明朝灭亡前的百年间，从海外流入中国的白银大约有14，000吨之多，是这一期间中国自产白银总量的近10倍。[30]为什么中国需要这么多的货币？为何这么多货币没有像欧洲那样导致通胀？根本原因是中国有着很强的货币吸收能力。弗兰克的回答是，“货币支撑和制造着有效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刺激着供给”。但是，货币并不是在任何地方都能够制造出有效需求，只有在已经具备生产能力，因此“有通过投资和提高生产效率来扩张生产能力的可能性”的地方，货币才能制造有效需求。[3]弗兰克认为中国有这种能力。中国这种能力是基于它在工业、农业、（水路）运输和贸易方面所拥有的绝对与相对的更大的生产力。中国的这种更大的、实际上是世界经济中最大的生产力、竞争力及中心地位表现为高额的贸易顺差。这主要基于它的丝绸、茶叶和瓷器出口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这些出口商品反过来使中国成为世界白银的“终极秘窖”。历史总有惊人相似的一幕。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加工制造业和对外贸易，中国积极融入世界经济，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与晚明时期类似，出现了持续的巨量贸易顺差，外汇储备过多，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出现了严重的人民币套汇现象。晚明一直到19世纪初，中国对外贸易长期顺差，白银大量流入，这与当时中国的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当时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人均产出和收入与西欧相比并不逊色。在银本位制下，白银大量流入满足了国内货币需求，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市场，促进了商业发展和农业、手工业的专业化生产，江南等地早期的工业化也藉此得到了发展。但遗憾的是，晚明政府从打击海上敌对势力等政治需要出发，对海外贸易严格限制，海外贸易远未能发挥其对市场开拓、专业化生产和资本形成的推动作用，使得晚明中国与工业革命失之交臂。与晚明抑制外贸发展的做法相反，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大力鼓励外商直接投资，发展对外贸易，实行“奖出限入”的倾斜政策，通过各种手段发展出口，对进口实行一定限制。这些倾斜政策加上劳动工资偏低，社会保障不健全，环保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等，都降低了出口企业成本，增强其价格竞争力。近年来，除传统的加工贸易外，高能耗、高污染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发展过快，化工、机械、汽车等行业出口迅速扩大，我国贸易顺差过快增长。更加糟糕的是，当前的巨额顺差是在人均收入很低的情况下出现的，这在中外历史上非常罕见。类似地，美国在1874年以后的90多年间，德国从1880年代到“一战”前夕以及1952年至今，日本从1981年到最近，对外贸易均长期顺差。这些国家在上述阶段经济较快增长、人均收入水平较高，储蓄相对投资过剩并不奇怪。当前我国人均收入水平低，资本对劳动力的比率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资本相对稀缺。此时消费和投资需求理应较大，更可能出现储蓄对投资的不足也即贸易逆差。而且晚明海外贸易顺差导致白银流入，在银本位制下直接增加了货币供给，促进资本形成和经济发展，且不存在外汇风险问题。目前我国外贸持续顺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策扭曲导致的。当前外贸顺差过大加大通胀和资产价格波动压力，我国外汇资产面临较大的汇率风险。从根本上说，晚明和当代中国对外贸易共同问题是，政府对经济活动干预过多，影响了市场作用的充分发挥。历史教训提醒我们，不能简单地评判持续的贸易顺差的优劣，关键是贸易顺差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等因素是否相适应。我国当前应当调整倾斜外贸政策，减少经济对外贸的依赖，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增强内需，否则就没有理由对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持乐观态度。

桑悦传文言文1.桑悦有才古文翻译翻译：常熟有个叫桑悦的人，字民怿。书看过后，就焚烧掉，说：“已经在我腹中了。”当生员时，去拜见监司，自称“江南才子”。监司很吃惊，请他校刊书籍，预先删掉一些来测试桑悦。对文意不连贯的地方，桑悦取笔补上。学士丘濬看重他的文才，嘱咐使者善待他。使者到了后，问：“桑悦不来迎接，难道是生病了吗？”长吏都恨他，说：“没有病，他自己仗恃有才气名声不肯拜见罢了。”使者派官吏去召他不来，加派两人催促他。桑悦大怒说：“起初我说天下没有无耳朵的人，现在就有。与你约定时间，三天后再去，怠慢我就不去了。”使者很生气，想逮捕桑悦，因丘濬的缘故，没有实施。三天后，（桑悦）去见使者，对使者作长揖。使者很愤怒，桑悦脱帽后就走了。使者下台阶向他道歉，才作罢。所著的书，在世上颇为流行。原文：常熟有桑悦者，字民怿。书过目，辄焚弃，曰：“已在吾腹中矣。”为诸生，上谒监司，曰“江南才子”。监司大骇，延之校书，预刊落以试悦。文意不属者，索笔补之。学士丘濬重其文，属使者善遇之。使者至，问：“悦不迎，岂有恙乎？”长吏皆衔②之，曰：“无恙，自负才名不肯谒耳。”使者遣吏召不至，益两使促之。悦怒曰：“始吾谓天下未有无耳者，乃今有之。与若期，三日后来，渎则不来矣。”使者恚，欲收悦，缘濬故，不果。三日来见，长揖使者。使者怒，悦脱帽竟去。使者下阶谢，乃已。所著书，颇行于世。扩展资料：桑悦明代学者。字民怿，号思亥，南直隶苏州府常熟（今属江苏）人。成化元年举人，会试得副榜。除泰和训导，迁柳州通判，丁忧，遂不再出。为人怪妄，好为大言，以孟子自况，谓文章举天下惟悦，次则祝允明。工于辞赋，所著《南都赋》、《北都赋》颇为有名。从小记忆过人，在吴中一带很有名气。书一读完就烧掉，因为“已在吾腹中矣”。好说大话，以孟子传人自居。有人问他翰林文章好坏，他回答：没有别人，天下数我的文章好，其次祝枝山，再其次是罗玘。2.李常传文言文翻译李常传李常字公择，南康建昌人。年青时在庐山白石僧舍读书。既登进士第，留下所抄书九千卷，给僧舍取名叫李氏山房。调任江州判官、宣州观察推官。发运使杨佐打算推荐他改官秩，李常推荐他的朋友刘琦，杨佐说：“世间没有此种风气很久了。”一起推荐他们。熙宁初年，为秘阁校理。王安石与李常友好，以他为三司条例司检详官，改任右正言、知谏院。王安石立新法，李常参与讨论，不想青苗收取息钱，到这时，分条开列说：“三司条例司刚建立时，已导致中外议论。至于均输、青苗法，敛散取息，附会经义，人们又大为惊骇，无异于王莽琐碎离析《周官》片言，以流毒天下！”王安石看到后，派亲信晓谕大意，李常不为此而停止。又说：“州县散常平钱，实际上不出本钱，勒索百姓出息钱。”神宗询问王安石，王安石请命令李常出具官吏主犯，李常认为这不符合谏官体制，落职校理，通判滑州。一年多后复职，任鄂州知州，移任湖、齐二州。齐州多盗贼，论报没有虚日。李常捉到狡黠的盗贼，刺为兵士，使其在部下，尽知盗贼聚居的地方，全部发屋破柱，拔掉他们的基根，半年间，杀七百人，奸恶无处藏身。移任淮南西路提点刑狱。元丰六年（1083），召为太常少卿，升任礼部侍郎。哲宗即位，李常改任吏部侍郎，升户部尚书，有人怀疑他缺少才干气度，担心不能胜任，哲宗询问于司马光。司马光说“：使用李常主管国家财政，那么人们知道朝廷不急于征利，聚敛可稍稍平息了。”李常入对，上书七事，叫崇廉耻，存乡举，别守宰，废贪赃，审疑狱，择儒师，修役法。当时役法差、免二科没有决定，李常认为“：法无新旧，方便百姓的就好；论无他我，可长久的就正确。现在如果百姓都出资，那么贫困的人难办；如果都出力，那么富裕的人难堪。各从其愿，那么可以长久。”于是折衷分条开列上呈。皇帝赦恩，免除市易逃欠不满二百缗的人，李常请求息钱超过二百缗也不收取。被授予御史中丞，兼任侍读，加龙图阁直学士。李常论取士，请分诗赋、经义为两科，以尽其所长。开始，黄河在小吴决口，议者打算从孙村口疏导黄河归还旧河道，到这时，工役兴起，李常说：“京东、河北饥饿困乏，不宜疏导黄河。”诏命解除工役。谏官刘安世以吴处厚交付蔡确诗中有毁谤朝政之处，因而极力攻击蔡确。李常上疏论以诗治罪蔡确，这不是用来敦厚风俗的办法。刘安世一同弹劾李常，移任兵部尚书，辞谢不就职，出任邓州知州。移任成都，在走到陕西途中，突然去世，终年六十四岁。有文集、奏议六十卷，《诗传》十卷，《元..会计录》三十卷。李常比孙觉大一岁，开始与孙觉齐名，都被吕公著赏识。他们的议论趣舍，大致多相同，所担任的最后官职也相同，二人死亡，先后只差一晚。3.吴芾传文言文翻译吴芾，字明可，台州仙居人。考取进士第，迁任秘书正字。当时秦桧已经专擅朝政。吴芾与秦桧是故人，吴芾拜见秦桧时恬退得就像和他从来不相识的样子。吴芾和其他官员同时去拜见秦桧，且作揖就退出来（不单独去见秦桧），桧就怀疑他，谏官就弹劾他将他罢免。吴芾先后担任处、婺、越三郡的通判。何溥推荐吴芾认为他的才能可以担任中御史，于是，朝廷拜官让他担任了监察御史。当时金朝准备违背宋金签订的盟约，吴芾就劝高宗要全身心地从事提升自己的品德，切实认真地反省自己的过错，延请接见群臣，让他们陈述朝政的阙失，力求人事合于天地，无愧于祖宗，这样就会使全国人心悦服，即使是上天也会助顺南宋，皇上认为他的意见说得非常对，迁任殿中侍御史。后来，两淮战况南宋方面不利，廷臣争着陈述退避的谋划，吴芾却说：“今日的战事，只有进没有退，进是上策，退是无策。”不久，金朝君主完颜亮死了，吴芾于是就上疏劝皇帝亲自北征。皇上车驾到达建康，吴芾就请求皇帝就将车马停留在建康（以建康作为首都），这样做来稳定中原人们的希望。吴芾又说：“去年，两淮地区的各个城池的守军望到敌人就奔跑溃败，没有一座城能拒守的原因，这就是秦桧求媚北朝，乞求媾和的余毒啊。皇上如果能一反秦桧壅塞言路、挫折士气的错误途径，那么我军士气一天天振奋，如此那些在危难面前勇于献出性命的人就有了啊。”吴芾知婺州的时候，吴芾鼓励推行义役，金华长山乡十一户人家，自行按照甲乙的等级评定他们的田产，然后按照次第相继来服役，他们就这样做了将近二十年。吴芾让人用车载着他们十一个人来到官府，吴芾与他们合宴，更改他们的乡名为“循理”，改里巷名为“信义”，以此来褒扬他们以示与众不同。吴芾知绍兴府的时候。恰巧当地征收赋税繁重，并且用物抵税的折色特别厉害，吴芾以皇帝、皇后攒宫在绍兴暂厝，上奏请求免去支移折变的赋税部分。境内鉴湖长期废用，恰逢这年收成不好，境内出现大饥荒，吴芾于是命令打开常平仓的米来招募饥民，疏通挖制鉴湖。吴芾离任后，大姓为了从田中获利，又使鉴湖再一次荒废。吴芾代理刑部侍郎迁任给事中，改任吏部侍郎，他以敷文阁直学士的身份知临安府。有内侍的家僮殴伤酒家的酒保，吴芾逮捕那个家僮并加以惩治，在集市上示众，权豪都侧目畏惧。执政当局议论让吴芾出使金朝，又拜官任吏部侍郎，朝堂议论以龙大渊为副职，吴芾说：“龙大渊这个人是可以一同言行事的人吗？”这句话后来被皇上得知，于是出使金朝的事情就停了下来，没有成行。下迁担任礼部侍郎，他力求去职，于是就提举太平兴国宫。当时，吴芾与陈俊卿都以刚直被人忌恨，不久，俊卿也被罢了官，阎安中向孝宗进言说：“两人被罢官，这不是国家的福气啊。”后来起官，知太平州，他名人造船来为姑溪架桥。历阳戍守的士兵长期戍守，被打散要返回，他们扬言要奔赴太平州的郡界。吴芾召集他们厚厚的犒劳他们并加以遣散，然而却秘密地逮捕了提议作乱的士兵，把他们关进监狱，上报给皇帝知道。朝廷下诏褒谕，吴芾前后守六郡，都能够依据各地风俗采取或宽或猛的政策，官吏没有能够做坏事的，老百姓都怀念他。4.明史刘崧传文言文翻译是刘崧，字子高，泰和人，原名楚。他家贫却学习十分努力，寒冷时没火御寒，手皲裂，但抄录文章丝毫未停止。元朝末年乡试中举。洪武三年（1370），举荐为经明行修，改成现在的名字。太祖在奉天殿召见了他，授予兵部职方司郎中。奉命到镇江征粮。镇江有许多勋臣的田地，租赋都由百姓承担，刘崧竭力请求减免。晋升为北平按察司副使，轻刑省事，招集流亡，百姓重新乐业。设立文天祥祠于学宫之侧。在学门前石头上刻字，告示府县不要以徭役拖累诸生。他曾请求减少偏僻之地的驿马，以此来充实宛平。太祖同意了他的奏请，对侍臣说：“驿传劳逸不均已经很久了，刘崧能意识到这个问题，统治百姓难道不就是要如此吗！”因遭到胡惟庸的排挤，被贬为输作，不久，被遣回乡。十三年胡惟庸被诛，刘崧应召为礼部侍郎。不久，提升为吏部尚书。雷震谨身殿，太祖下令群臣陈说得失。刘崧叩头，以修德行仁对答。不久辞官。第二年三月和前刑部尚书李敬一并召入。任命李敬为国子祭酒，刘崧为司业。赐给鞍马，令朝夕相见，见辄燕语移时。未旬日去世。得病后，仍强坐训导诸生。病重时，李敬问他有什么可说的。刘崧说“：天子派我教导国子，责成我完成任务，可惜这么快就要死了！”他没有一句话谈及家事。太祖命令有关部门为他安排殡殓，并亲自作文祭奠。刘崧年幼时就博学广闻，天性谦慎。兄弟三人共居一间茅屋，有田地五十亩。到他当官后，家产也没有增加。十年用一床布被，被老鼠咬破，才换新的，仍做成衣服给他儿子穿。当官时也不带家属。到北平赴任，携带一侍童前往，到达后就把侍童遣回。黄昏时官吏退下后，他孤灯读书，常常通宵达旦。他善长写诗，豫章人推崇他为“西江派”之宗。5.《陈际泰传》文言文翻译《陈际泰传》原文：陈际泰，字大士，临川人。家贫，不能从师，又无书，时取旁舍儿书，屏人窃诵。从外兄所获《书经》，四角已漫灭，且无句读，自以意识别之遂通其义。十岁，于外家药笼中见《诗经》，取而疾走。父见之，怒，督往田，则携至田所，踞高阜而哦，遂毕身不忘。久之，返临川，与南英辈以时文名天下。其为文，敏甚，一日可二三十首，先后所作至万首。经生举业之富，无若际泰者。《陈际泰传》翻译：陈季泰，临川人文学大师。家境贫寒，不能由老师学习，没有书，有时带着孩子在附近看书，偷看。我从表兄弟那里得到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四个角变得模糊了，没有可供阅读的分句。我根据文学意义来判断区别（应该有停顿的地方），所以我熟悉这本书。十岁的时候，我在我叔叔的药箱里看到了那本歌，很快就跑了。我父亲看到了，非常生气。他催促他去田里。陈继泰把《诗经》带到田里，蹲在高高的土山上唱《诗经》。所以他一辈子都没有忘记。很长一段时间后，他回到了临川，与艾南英等八部诗作齐名。陈吉泰的诗歌和作曲写得很好。勤奋，一天能写二三十首诗，写过一万首诗。这次考试的诗歌和散文的数量与陈季泰不匹配。扩展资料：《陈际泰传》创作背景：陈际泰才思敏捷，写作速度极快，有时一天能写二三十篇，一生之中作文多达万篇。史书称他“经生举业之富，无若际泰者”。在八股文方面造诣较高。他将经史古籍融会贯通，自辟门径，借题发挥，驰聘才思，抒发己见，被人称为八股文大家。崇祯三年（1630），陈际泰才得中举人；崇祯七年中进士，时年68岁。十年，被授行人（掌册封、传旨的官），赴贵州监考。十三年，奉旨护送已故相国蔡国用灵柩回乡，次年于济宁途中染病去世，年七十五岁。其著述多阐发经籍，有《易经说意》（又名《读易正义》）7卷、《周易翼简捷解》16卷、《群经辅易说》1卷、《五经读》5卷、《四书读》10卷，均存目于《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文集有《太乙山房集》15卷、《已吾集》14卷。清人辑《临川文选》、《临川文献》和《江西五家稿》分别选人一卷。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陈际泰（明朝学者）百度百科—明史（二十四史之一）6.请翻译文言文《苏章传》在苏章被朝廷派到冀州担任刺史刚刚上任时，有一瞎眼老人状告清河郡太守贾明贪赃枉法、欺压百姓、残害无辜。苏章看了状纸以后，不禁打了个冷战，喃喃自语道：“难道是他？”原来苏章有一个儿时的好友也叫贾明。在他的印象里，贾明和自己一样，从小就立下了报国安民的远大志向。那时候，他们俩形影不离，一起读书写字，一起练功习武，后来又一起出来做官。做官以后，你东我西，便慢慢失去了联系。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苏章接到这个状子后就一直在想：难道此贾明真是彼贾明吗？天下同姓同名的多得很，他不愿意相信；以他儿时对贾明品行的了解，他也不敢相信。一来案情重大，二来案涉“贾明”，苏章决定亲查，先微服私访一番。其实，苏章的担忧并不是多余的，此贾明真的就是彼贾明。这位贾大人自从担任清河郡太守以后，有权有势，有闲有钱，便慢慢开始腐化堕落、贪污受贿、胡作非为。至于小时候和苏章共同立下的所谓的远大志向，他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冀州来了一位新任刺史，这事贾明是知道了的，但他当时并不知道这位新任刺史是谁。他听说有人把状告到了刺史府后，也有些手足无措，主要是怕在新任刺史刚一到任时就捅出此事，一来给大人出了难题，二来自己也感到没有面子，觉得不好意思。于是，贾明就让手下帮他出谋划策。谋策很多，包括先把瞎眼老人关起来，把他逐出清河，甚至有人提出把他干掉，等等。但是真正能用的没有。最后，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给那个瞎眼老人一点钱，再跟他说些好话、软话，让他自己把状子撤回算了。就在这时，清河郡府衙外忽然传来一阵阵喧闹声。几个衙役拼命地拦着一个乞丐，不让他进府衙；那乞丐声称自己是贾大人的儿时伙伴，一定要进去见上一面。贾明听到外面吵闹得厉害，走出来看到求见者原来竟是一个乞丐，立即吩咐衙役把他哄走了事。贾明的属下以计而行，试图以金钱和好话买通瞎眼老人，让他自己撤诉，但却遭到老人的断然拒绝。软的不行，又来硬的。属下恼羞成怒，对老人大打出手。就在这危急的时刻，那个乞丐又及时赶到，出面劝说，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救了那位瞎眼老人。说到这里，想必你已经知道了，那位乞丐不是别人，正是新任冀州刺史苏章。通过这次微服私访，苏章不但知道了清河郡太守贾明就是自己儿时的伙伴，而且了解到瞎眼老人所诉之事千真万确。是夜，苏章躺在床上陷入了沉思……他翻来想去，思前想后，辗转反侧，彻夜难眠。而此时的贾明也得到了令他高兴不已的消息——新任冀州刺史不是别人，就是自己儿时的铁哥们苏章，不禁一块石头落了地：当年苏章家境贫寒，经常受人欺负，有一次差点被人打死，多亏自己及时出手相救呢！于是心想，有这样的生死之交，苏章是绝对不会为难自己的。想到这里，贾明也就松了一口气。可是，当贾明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属下后，属下则提醒他要小心为妙。属下七嘴八舌，说东道西，又弄得贾明不知如何是好。于是，贾明最终还是听从了属下的意见，决定备上厚礼，以叙旧为名，贿赂苏章。再说苏章，微服私访后，他已经掌握了贾明的犯罪事实，心里感到十分痛苦——儿时的好友，多年不见，如今终于有机会相见了，却怎么也没有想到一见面就……朋友犯了法，该怎么处理呢？苏章思来想去，最终决定亲自去劝贾明坦白自首。就在微服私访后的第二天，苏章带着衙役又来到了清河郡。也就在这一天，贾明准备亲自到冀州府给苏刺史“叙旧”。就在贾明上轿准备出门之时，苏章派人来邀请贾明到他下榻之处赴宴。贾明一听，喜上眉梢：果然是多年好友，真是心有灵犀啊！贾明衣冠楚楚地来到苏刺史下榻的馆舍。酒席上，苏章对贾明非常热情，又是劝酒，又是添菜。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兴致勃勃地谈论着儿时的趣事和友情，谁也看不出他们两个人各自的心事。酒足饭饱之后，贾明乘着酒兴对苏章说：“苏兄，您我虽非同宗同族，但感情却胜过同胞兄弟，您现在来冀州真是太好了！说实话，现在做官的手脚都不怎么干净。您作为我的顶头上司，如果发现我有什么过错的话，还请多多包涵！”谁知苏章这时却不动声色地说道：“我们今天在此相聚，这是你我之间的私事，我们只叙朋友情谊，不谈别的；其他的事以后再说吧！”贾明被苏章的这话搞得一头雾水。苏章不紧不慢，继续说道：“从明天开始，我作为冀州刺史，就要正式办案了！”贾明听到这里，心里已经有些数了，但他不愿意相信自己的猜测，于是又吞吞吐吐地说：“我……我不明白您的意思。”苏章见贾明这样，就故意又问了一句：“你真的不明白？”贾明还是那样吞吞吐吐地说：“我……我……我真的不明白。”苏章见贾明如此，便单刀直入地说道：“你不要再装糊涂了！我虽然刚刚到任，就已经听说你这些年贪赃枉法，聚敛了很多不义之财。如果你想争取宽大处理，我劝你还是趁早坦白自首为好。”贾明见苏章已把话挑明，就又嗫嚅地说：“难道您就一点也不念及我们当年的友情，执意要为难我不成？”苏章这时则语重心长地说：“既不是我不念当年的友情，更不是我执意要为难你。你要知道，我是皇上派来专门惩治贪官污吏的。7.王僧孺传文言文阅读王僧虔，琅邪临沂人也。年数岁，伯父弘集会诸子孙，弘子僧达下地跳戏，僧虔独正坐采蜡烛珠为凤凰。弘曰：“此儿终当为长者。”僧虔善隶书。孝武欲擅书名，僧虔不敢显迹，常用掘笔①书，以此见容。泰始中，为辅国将军、吴兴太守。王献之②善书，为吴兴郡，及僧虔工书，又为郡，论者称之。太祖善书，及即位，笃好不已。与僧虔赌书毕，谓僧虔曰：“谁为第一？”僧虔曰：“臣书第一，陛下亦第一。”上笑曰：“卿可谓善自为谋矣。”示僧虔古迹十一帙，就求能书人名。僧虔上羊欣所撰《能书人名》一卷。僧虔《论书》曰：宋文帝书，自云可比王子敬，时议者云“天然胜羊欣，功夫少于欣”。亡曾祖领军书，右军③云“弟书遂不减吾”。庾征西翼书，少时与右军齐名，右军后进，庾犹不忿，在荆州与都下人书云：“小儿辈皆学逸少书，须吾下，当比之。”王右军自书表，晋穆帝令张翼写效，一毫无异，乃题后答，右军当时不别，久后方悟，云“张翼小人，几欲乱真”。张芝、二卫并得名前代，无以辨其优劣，唯见其笔力惊异耳。羊欣书见重一时，亲受子敬，行书尤善，正乃不称名。孔琳之书天然放纵，极有笔力，规矩恐在羊欣后。谢综书，恨少媚好。谢灵运乃不伦，遇其合时，亦得入流。庾昕学右军，亦欲乱真矣。（取材于《南齐书》）注：①掘笔：秃笔。②王献之：字子敬，东晋书法家，以行书和草书闻名后世。③右军：右军将军。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字逸少）曾任此职，世称“王右军”。1.下列语句中，加粗的词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A.终当为长者长者：年长的人B.右军后进后进：后来长进C.天然放纵放纵：不受约束D.亦得入流入流：列入流品2.下列各组语句中，加粗的词意义和用法都相同的一组是（）A.常用掘笔书，以此见容/羊欣书见重一时B.乃题后答/正乃不称名C.右军当时不别，久后方悟/方其破荆州，下江陵D.无以辨其优劣/皆以美于徐公3.下列对文中语句的理解，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A.伯父弘集会诸子孙，弘子僧达下地跳戏（他的）伯父王弘把孩子们聚在一起，王弘的儿子王僧达在地上蹦跳玩耍B.太祖善书，及即位，笃好不已太祖擅长书法，等到即位，（对书法还是）深爱不止C.卿可谓善自为谋矣你可以说是善于替自己谋虑了D.亡曾祖领军书，右军云“弟书遂不减吾”（我）逝去的曾祖父王领军写信，王羲之说“老弟写信就没有丢掉我”4.下列的理解和分析，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A.王僧虔在孝武帝面前为求自保，不惜用秃笔写字来掩饰书法水平。B.王献之和王僧虔都擅长书法，又都做过吴兴郡守，因此传为美谈。C.征西将军庾翼与王羲之在书法上齐名，很多小辈都来向庾翼学习。D.张翼和庾昕二人模仿王羲之的书法，都几乎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5.文中说“宋文帝书，自云可比王子敬，时议者云‘天然胜羊欣，功夫少于欣’”，意思是“宋文帝的书法，自己说可以和王献之相比，但当时评议的人说‘（宋文帝的）天资高于羊欣，书法艺术所达到的程度不如羊欣’”。请结合你的阅读积累，谈谈对“天然”和“功夫”二者关系的理解。（不少于200字）1.A2.A3.D4.C5.围绕“天然”和“功夫”的关系，结合个人的阅读积累，进行阐发。8.《刘崧传》文言文翻译刘松，字子高，是泰和人。原来的名字叫刘楚。家境贫寒，致力苦学，天寒没有炉火，手都冻裂了但是仍然抄录不停止。他自幼就很博学，天性清廉谨慎。兄弟三人共居在草屋里，有薄田五十亩。等到他显贵后，也没有增添任何田产。十年都用一条布被，直到被老鼠咬坏，才更换掉，但仍然把它修补改成衣服给儿子穿。做官时从来不让家人跟随在身边。到北平上任时，只带了个书童，到达北平后就把他打发回去了。黄昏时差吏们下班，只有他孤灯读书，常常是一直到天亮。他善于作诗，豫章人有推崇他为“西江派”的说法。原文：刘菘，字子高，泰和人，旧名楚。家贫力学，寒无炉火，手皲裂而钞录不辍。崧幼博学，天性廉慎。兄弟三人共居茆屋，有田五十亩。及贵，无所增益。十年一布被，鼠伤，始易之，仍葺以衣其子，居官未尝以家累自随。之任北平，携一童往，至则遣还。晡时吏退，孤灯读书，往往达旦。善为诗，豫章人宗之为《西江派》云。此文出自清朝·张廷玉《明史·刘崧传》扩展资料写作背景：《明史》是二十四史中的最后一部，共三百三十二卷，包括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列传二百二十卷，表十三卷。它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记载了自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至明思宗朱由检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二百七十六年的历史。康熙四年（1665年），重开明史馆，因纂修《清世祖实录》而停止。康熙十八年（1679年），以徐元文为监修，开始纂修明史。于乾隆四年（1739年）最后定稿，进呈刊刻。《明史》是我国历史上官修史书中纂修时间最长的一部。如果从清顺治二年（1645年）开设明史馆起，到乾隆四年（1739年）正式由史官向皇帝进呈，前后历时九十四年。假如从康熙十八年（1679年）正式组织班子编写起至呈稿止，为时也有整整六十年之久。《明史》修纂第一阶段无绩可言的另一方面原因，是史料的缺乏和人力的不足。当时不仅没有力量整理明朝的邸抄和档案，而且在征求图书时，献书者也极少，就连最基本的史料明代历朝实录也不完整，天启朝实录缺少七年以后部分，崇祯朝因亡国而无实录。如此种种，也限制了《明史》修纂工作的进展。9.《陈际泰传》文言文翻译际泰，于是就通晓了《书经》的大意，陈际泰就把《诗经》带到了田地里，有时拿邻居家孩子的书，一天可以写二三十首诗，返回临川，非常勤敏，躲着人偷偷地诵读，不能够拜师读书，在舅家药笼中见到《诗经》，书的四角已经磨灭变得模模糊糊了，临川人，蹲在高的土山上吟咏《诗经》，自己根据文意去判断区分（哪个地方该有停顿），而且也没有划分句读，先后写的诗达到了万首，同艾南英等人凭借八股文而闻名天下，拿着就快速地跑了，很生气。父亲看见了。读书人应试诗文的数量。家里贫穷，于是终身都没有忘记。很久以后。陈际泰写诗作文，没有比得上陈际泰的，又没有书籍。从表兄那里得到了一本《书经》，督促他到田地里去。十岁，字大士。

主要的原因：贸易顺差和套汇。

明朝和清朝早期，中国的经济实力在世界各国中是比较大的，那时的中国农业和手工业都有了一定规模，但那时的中国人还很封闭，远洋贸易几乎没有，但西方一些国家的远洋贸易已经非常兴隆，他们对中国的很多产品有大量的需求，主动前来贸易，造成中国贸易顺差逐年加大，也就是白银流入中国。

白银换黄金——跨洲大套汇，16世纪后叶和17世纪，明清时期，伴随着贸易的发展，大量白银流入中国的同时也有大量的黄金外流，以黄金换白银，这就是所谓的套汇。

那时的中国产业健全，货品丰富，能够自给自足，对进口西洋货品没有依赖，基本上只有单方向的出口，所以严重贸易顺差，白银流入中国。西方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后来向中国大量输入鸦片，逐渐平衡了中国的顺差。但到后期，中国进口的鸦片已经高过了出口的货物，反而造成了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

扩展资料

明初推行宝钞，禁用金银交易，白银不是合法货币。自14世纪末开始，随着民间用银、官方赋役折银，白银货币极大地扩展，15世纪末白银货币化在社会内部的膨胀，促使出现了海外贸易热潮，使得货币和财产进一步活跃了起来，唤起了人们新的更大的白银货币需求。

嘉靖年间，白银在社会流通领域中已经占据主币的地位。此时，一方面出现了国家财政上的入不敷出，另一方面，社会上从皇族到小民都有对于白银的需求，日益增加的全社会的商业性行为，正说明了无论从国计还是从民生都存在着对白银的大量需求。

16世纪全球化开端，这种中国社会内部产生的巨大需求形成与全球的互动，导致大量白银流入中国。但我们切不能忘记，此前伴随白银货币化过程的，是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赋役改革——从折银到征银，这是明朝赋役改革有别于历朝历代的根本特征。

发展到张居正改革，核心是财政改革，改革存留于世的两部重要文献《万历会计录》和《清丈条例》，证明了白银货币成为国家财政体系主体的趋向，表明中国古代两千年以实物和力役为主的国家财政体系向以白银货币为主的财政体系转型，标志着中国从传统赋役国家向近代赋税国家的转型。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明清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张献忠为什么会有大量白银沉于江口？

中国向全世界输出茶叶，所以全世界的白银就流入中国。到最后，英国佬都没东西卖给中国了，更没白银了，终于找到一些中国没有的东西，输入了中国——那就是鸦片。

国内大妈都喜欢白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