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知青的回忆会计

去年圣诞节前的一天，我从美国东北部一个小城出差返回。准备在纽约转机飞回亚特兰大。由于天气骤变，大雪纷飞，飞机无法起飞了。到晚上，航空公司把所有旅客拉到离机场不远的一家酒店。先是提供免费自助餐。餐桌上各色食品和饮料琳琅满目，应有尽有。饱餐之后又安排我们在酒店住宿。酒店环境优雅，房间宽敞舒适。由于一连几天的奔忙，我冲了个热水澡，打算早早上床睡个好觉。可是我躺在床上却一时无法入睡。这一天的经历让我回忆起二十五年前的一段往事：也是这个季节，也是漫天大雪，也是因天气延误了旅程。不过当时误的不是飞机而是火车。不是在世界最大的城市纽约而是在中国最偏僻的西北高原上一个小火车站…… 那时我只有十七岁。一年前高中毕业后，做为最后一皆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的一员，我落户到甘肃西部的一个小山村。经过一年艰苦的“再教育”之后，怀着对亲人的思念和对美味佳肴的渴盼，我搭上了我们村一辆去火车站拉煤的手扶拖拉机，踏上了回家的旅程。我们那个村子距离我家所在的省城兰州有三四百公里。这是一个典型的不毛之地；既不通汽车，也不通火车。距离最近的一个小火车站也在七八十多公里以外。记得那天天空灰蒙蒙的，北风夹着小雪无情地横扫着光秃秃的山梁。我们天刚亮就出发了。我背着一个当时知青中流行的军用挎包。里面装着两件内衣裤，洗漱用具和两个玉米面饼子。一路上北风刺骨，刮到脸上如刀割一般。我用棉帽子和围巾严严实实地裹住脑袋，两支手插进棉衣袖口里，蜷缩在拖拉机拖斗的一个角落里，随着崎岖的山路，在风雪中颠簸着前进。这是西北山区常见的那种所谓“简易公路”。泥土路面，且路面很窄，只能供小型拖拉机行走。不知过了多久，也不清楚是冻僵了还是睡着了，我好像渐渐失去寒冷的感觉。 突然间，我被身体猛烈的撞击震醒了。惊恐过后，才感觉到头晕目眩。浑身传来一阵巨痛。我发现自己被摔在山坡的雪地上。拖拉机也已经翻进山沟儿里了。我赶紧去找那位拖拉机手－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见他正从不远处爬起来。也是一脸惊恐。还好，他看起来他也没事。这时候我才注意到雪已经下的很大了。不用说，拖拉机是滑进沟里了。我暗暗庆幸自己命大，没有被扣在拖斗下面。我们俩站在那儿对视了片刻，似乎是要搞清楚对方确实都还活着，且没什么大碍。这才一起奔向沟底那台已经熄火的手扶拖拉机。尽管这个山沟只有三四米深，坡也不算太陡。可是凭我们两人要把它弄上去是绝不可能的了。我问他咋办，他只是摇摇头。一脸沮丧无奈的表情。我看看表，快十一点了。心里叫苦：完了！本打算坐中午一点的火车，看来是没指望了。我问他从那里到火车站还有多远。他想了想回答大概30多公里。我估摸了一下时间，如果连走带跑，兴许还能赶上晚上七点半那趟车。可是留下他一个人怎么办呢？他大概看出了我的心思。对我说： “你走吧，跟着大路走。天黑前能到。我到前面村子里找人来帮忙。” 我于是二话没说，捡起地上的挎包，几步爬上坡顶，顺着简易公路拔腿就跑。 走出去约莫一个时辰的时候，我肚子开始咕咕叫，两腿也开始乏力。可是当我伸手往挎包里一摸才发现我带的两个玉米饼子都不见了。可能是刚才翻车时滚了出来。我急着赶路，竟没有发现。现在回去找恐怕来不及了。那一带荒山野岭，别说饭馆子，沿途就是找个人家也困难。我抓一把雪捏成团儿，一边啃一边接着赶路。只要能赶上末班车，第二天上午就可以到家了。一想到和全家人一起吃年夜饭，放鞭炮的情景，我的两腿又有了力气。 大约七八个小时不停跋涉之后，我终于远远地望见了那个小火车站发出的两三盏灯光。一时竟激动得鼻子发酸。喘着粗气，拖着两条泥腿奔到站台上时，我一看表差十分钟七点，时间绰绰有余。这时我才觉得腿软得支撑不住自己的身体了，一屁股坐在雪地上，就再也不想动了。待我喘息稍定，才开始环顾四周。这是个小得不能再小的火车站。除了一栋房子，一个站台和几排铁轨什么也没有了。至于候车室，大概就是站台上的两个水泥凳子了。这时侯我注意到站台上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个等车的旅客。这人个子不高，一顶军棉帽外加一个大口罩几乎把脑袋遮得严严实实。穿着有点过长的军大衣。看模样无疑也是个知青。大概是因为天太冷，他在来回不停地跺脚。我朝他挥了挥手，算是招呼。他也对我点了点头。我为能在这样一个夜晚，这样一个偏僻的小站遇上一个旅伴感到高兴。不知是急于解除一整天的寂寞，还是因为他放在凳子上的像是食物的东西吸引了我。我不由自主地走上前去，想和他认识一下。 “你也坐207次？” 对方点点头。这是显而易见的。无论向西向东，这都是当天最后一班车，也是每天在那个小站停靠的仅有的三，四趟列车之一。 “到哪里？”我接着问。 “……陇西”。对方好像犹豫了一下才吐出这两个字。 我顿时目瞪口呆：尽管隔着口罩声音模糊，而且只有两个字，可是却给我传达了一个明白无误的信息：对方原来是女的！不知是由于灯光昏暗，加上她这身包装，还是因为我的注意力全在那只网兜上。我竟没看清对方是男是女。怪不得她显得有点戒备。我一时也挺尴尬，不知该说什么。那年代陌生男女之间交谈还是很不自然的事。于是我一边嘴里嘟囔着“好冷啊！”，一边也开始地搓手跺脚。一两分钟之后，还是她先打破沉默： “你也是知青吧？”她把口罩摘下来问到。 我想这也应该也是明知故问。我的口音和我的衣着已经完全表明我的身分。那年月的知青和当地农民的区别是一目了然的。何况是年关来临，当地的农民都呆在家里准备过年，谁会来坐火车？大多数知青也早就都回家了。我是因为留下来帮队里的会计清理一些陈年账册所以才迟了几天。 “哪个点的？”她继续跺着脚，走得离我近了点。 那时的知青都是以“点”为单位。一般一个村子里设一个点。小的点三，四个人。多的有十几个。我们互通了“点”情后才知道我们原来同属于一个公社。但是由于那一带地广人稀，我们的村子相距十多里，所以互相没见过。这时对方的戒备慢慢解除了，我的尴尬也渐渐消失了。我们开始东一句西一句地交谈起来。我才知道她姓罗，比我早一年下乡。一直在村办小学当老师。因为辅导村里小学生排练舞蹈，所以迟至今日才回家。这时候，她大概注意到我的眼睛时不时地瞟向那个网兜。那里面有几个红红的东西象是柿子。我的辘辘饥肠从第一眼看到网兜起就开始翻江倒海般地往外涌酸水。我尽量忍住不吞口水，可是眼睛却不由自主地被那迷人的红颜色勾引过去。 “你还没吃晚饭吧？” 这么一句普通的问话。在我听起来却那么优美动听。它令我感动的程度，应该不亚于我小时溺水被人从河里救出来时感觉。 “晚饭？我早饭是什么都还不知道。” 她走到石凳边，弯腰去解网兜。我两只脚也不由自主地跟了过去。她打开网兜，却取出一个纸包。再打开纸包，里面有几个熟鸡蛋。她把纸包放在我已经摊开等待的双手上。接下来的几分钟是怎么过去的就不用描绘了。我甚至不记得当时有没有剥鸡蛋壳儿。不过我仍然清楚地记得她盯着我的眼神。尽管我在狼吞虎咽之间大概只抬头瞟过她一眼。那是一双很美丽的眼睛。可是最让我难忘的还是她的眼神。那里面交织着三分惊异，两分同情和一分满足或者是自豪一类的东西。我想当时我的形象只能用“惨不忍睹”四个字来形容了。当纸包里的鸡蛋只剩下最后一个的时候。我才下意识停下来地抬头问她： “那你呢？” “我吃过饭了。这是房东大娘让我带在路上吃的。我还有别的东西。” 我知道那年月鸡蛋是挺贵重的东西，尤其在乡下。她却这么大大方方地送给一个陌生人吃了。感激和愧疚促使我把剩下的那颗鸡蛋包起来放回网兜里，尽管遭到我的“肠胃部门”的强烈抵制。那时的知青儿普遍饭量大。我夏收时曾经一顿吃过九个馒头。何况饿了一整天，又跋涉几十里。她无疑看出了我仍然一脸饿相。又掏出几个柿子和一些地瓜干儿。我正要蹲下来以“宜将剩勇追穷寇”之势消灭“残敌”的时候，忽然见有人走了过来。原来是站长，大概也是车站唯一的工作人员。 “车晚点了。”他好像略带歉意地告诉我们。 那年代火车晚点是司空见惯的事。尤其这种见站就得停，见车就得让，名副其实的所谓“慢车”。所以我并未感到意外。倒是觉得这位站长自己跑出来，用这种神态告诉我们有点不同寻常。那时候乘过火车的人想必都领教过车站工作人员的恶劣态度。可眼前这位黑黑瘦瘦，大约五十岁上下的站长看上去却是个很和蔼可亲的人。我暗自庆幸今天虽然旅途不顺，遇上的却都是好人。 “晚多长时间？”她好像也并不意外。 站长叹了口气，同情地看了看我们两个。然后告诉实情。原来山里连续几天大雪，滑坡下来的雪堆把一个隧道口完全堵塞了。现在有关部门肯定正在组织人清理。究竟多久能通车很难讲。但是有一点他可以，至少天亮之前火车不可能来了。 “这可怎么办？！”我们这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 西北高原的冬天降雪并不多。这样的鹅毛大雪尤其少见。所以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我们一时完全不知所措了。我下意识地环顾四周，一片白雪皑皑，除了站台上被遮盖的这一小块地方，到处都被厚厚的积雪被覆盖了。目光所及，看不到一坐房屋。而这个小站上显然无处过夜。站长告诉我们沿着铁路向西走两三里有个村子，村里有客店。只是不知道这么晚了还有没有住处。我们相互打量着踌躇了一阵儿。看起来如果不想冻死在这个站台上的话，这是我们唯一的选择。于是我们提起自己的东西，冒着大雪，踏着一条条的枕木向西走去。半个钟头后我们找到那个最多十几户人家的村子。那家小旅店就在村头。我们敲了好久终于有人来开门了。店主人是个四十开外的妇女。听说我们是来投宿的知青后啥也没说。点亮一盏煤油灯，把我们领进一间黑咕隆咚的小房子。告诉我们只有这间屋子了。也不管我们什么反应。她就自顾去忙活儿去了。只见她麻利地往炕洞里填些树叶麦秸，然后引火点燃。又出去拎来一个热水瓶。最后跟我们要了两圆钱就转身走了。留下我和她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 “你就在这儿吧，我到村里另想办法”。我提出唯一合理的建议。她开始没说话。似乎是默认了。等我走出门外之后她却追了出来。 “这么晚了，你能找到住处吗？” “应该可以吧。大不了一家家挨着敲门。” 我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没底儿。我知道这个时候农民早都睡了。而且很多人家都有狗。这样贸然去敲门，心里还真有点发怵。 “要不……要不你干脆也在这儿凑合一下算了。” 她显然是鼓足了勇气才说出这句话的。我一时还真有点进退两难。说真的，一家家去敲门的确需要点勇气。可是和一个陌生的女孩子同住一间小屋，却是从来没有过的经历。 “其实，我一个人也有点儿害怕。” 我从她两只大大的眼睛里看到某种期待，甚至是请求。在那样一个冰天雪地的夜晚，那样一个陌生的小村子，那样一个阴森森的小土屋里。别说一个女孩子，就是我恐怕也会有同感。这时候我突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责任感。好像站在我面前的是我的小妹妹，需要我的保护。这无疑比我深夜挨家敲门，甚至比对付饿狗更能体现我的男子汉气概。于是我一声不吭地随她回到那间屋子。 我在昏暗的煤油灯光下四处打量了一下这间屋子。这是个典型的西北农村那种小土屋。靠墙有一张土炕。和当地所有农民家里一样，炕上铺的是竹席子。上面放了床看不出本色的旧棉被。窗前有个没有油漆的桌子和一把三脚凳。这就是屋里所有的家当。我望着那张不算宽大的土炕又一次感到窘迫。手足无措地站在屋当中。她却一进屋就开始忙前忙后。先把桌子上的灰尘吹了吹，把我们的行李放上去。然后用手使劲儿拍了拍旧破棉被上的灰尘。掏出几张卫生纸把炕席擦了擦。这才取掉口罩，摘下棉帽，让两条长长的辫子拖了下来。接着又倒了点热水在毛巾上擦了擦脸。然后脱下军大衣，很潇洒地披在肩上，蹬掉两支湿漉漉的鞋子，很熟练地盘腿坐到炕上。这时候，她完全恢复了女孩子的本来面目，显得那么端庄恬静。我也才有机会仔细打量了她一下。平心而论，即使用现在的标准，她也算得上是个漂亮姑娘。那时候我们男知青晚上躺在炕上喜欢对女知青和村里好看点的女青年评头论足，并且一一打分。我估计，如果以我们当时公认的最漂亮女人的“阿诗玛”－杨丽坤为100分，我那些伙计们至少也得就给这个女孩儿打个90分。她上身穿的是草绿色军便装，下身一条蓝迪卡裤子。这种当时极普通的装束在她身上却显得非常优雅得体，透出一种洒爽英姿。她的两条齐腰的长辫子又给她添上了几分妩媚婀娜。她的脸蛋儿好像有点偏圆。肤色白里透红。除眼睛外，五官说不出什么特别之处。也许她所有的魅力都集中在那两只清澈透明的大眼睛上。那是一双不用言语也能准确传达思想情感的眼睛。而且她的气质很独特。可是究竟独特在哪里，我却说不上来。大概和她军队知识分子的家庭出身有关系。她的父母都在军队医院工作，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我只记得她脸上没有常见的“红二团”。那是我们对地农村妇女和下乡时间长一点儿的女知青的戏称。因为西北高原的风霜气候，绝大多数当地妇女脸上都有毛细血管突出造成的两团腮红。 “你还愣着干嘛？上来暖暖脚吧”。见我一直盯着她，她多少有点不好意思。 我才意识到自己有点失态。赶忙到挎包里找自己的毛巾。 “对呀，既来之，则安之。”我灵机一动想出这句妙语。当我卷起袖子，正想沾水擦擦脸的时候，她突然叫起来： “你胳膊上怎么有血？” 我抬起右手臂一看，手腕一侧果然有血迹，而且衬衣袖口也被血染红了。我想起大概是今天翻车时受的伤。当时由于惊吓，后来又急着赶路，加上棉衣袖子遮住，竟然一直没有注意到在流血。不过对我来说，这点小伤也实在算不上什么。我有一次上山砍柴，树枝一弹柴刀碰到左手食指，差点把整个指头削掉，血染红了半边袖子。也就用一块破布裹了裹就回来了。这时候她跳下炕把我拽到煤油灯前，仔细看了看伤口。然后打开自己的旅行包找出一小瓶碘酒和一小团药棉。她一只手托起我的手腕，另一只手蘸上碘酒轻轻往伤口上涂抹。顿时一股钻心的疼痛从伤口上传来。可是我却努力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我可不能放过在女孩子面前充好汉的机会。 “疼吧？”她两只大大的眼睛关切地看着我。显然没有被我的掩饰所迷惑。这么近的距离和这样一双美丽明亮的眼睛四目相对，我忽然有点不好意思了。 “关云长刮骨疗毒眉头都不皱一下，这点疼算什么？”说出这句话我不由得暗自得意。它既掩饰了我的窘态，又表现了我的勇敢，还显示了我的文学功底。可是她却瞥着嘴轻轻一笑。不知是对我的类比不以为然，还是对我的故作轻松感到好笑。她涂完碘酒好像还不放心，又从兜里掏出一条白色的手绢儿，抖开来给我扎在手腕上。我默默地看着她做完这一切，心里涌出一种莫名的感动。小时候母亲好像也给我做过类似的事，可是被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孩儿这样地细心地照料在我还是第一次。我当时却只是盯着她的手发呆，甚至忘了应该说声“谢谢”。这成了我一生最大的遗憾。她在做这一切的时候始终显得很平静自然。好像是一个大姐姐照料一个调皮的小弟弟一样。我心里不得不暗暗佩服她。人家不过比我早下乡一年。可是处处都显示出细致周到，落落大方。相比之下，我自己却是个实实在在的毛头小子。 随后我们都盘腿坐到炕上，她拿出一张卫生纸摊在炕上，把有能吃的东西都掏出来。我再次后悔得想揍自己两下。走之前为什么不想得周到一点，多带点吃的东西？以至现在搞得这么狼狈。她却若无其事地一边把地瓜干儿递给我，一边半开玩笑地说： “来吧，吃夜宵。别客气。咱们都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嘛。”这是当时流行的一句豪言壮语。 我们一边嚼着地瓜干儿，一边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聊各自的家庭和学校，聊农村生活的酸甜苦辣，聊知青当中的趣闻趣事，聊刚刚解禁的五，六十年代的电影……不过，我们谈得最多，也是最令我们激动的话题却是刚刚恢复的高考。我和她都准备参加夏季的高考。我告诉她我想考中文系，将来当编辑或记者。她说想考医学院，当医生。就这样，时间不知不觉过了午夜。我开始忍不住一个接一个地猛打哈欠，她的眼神也渐渐开始失去光芒。这时候屋里寒气逼人。下半身坐在炕上还好。上身却开始冻得发僵了。 “冷死了。我看咱们还是躺下说话吧。”她打着哆嗦向我提出这个我期待已久的伟大建议。大概是寒冷和困倦驱走了我们各自最后一点心理障碍。她提议她躺里面我躺外面，她盖大衣，被子归我。说完往墙根儿挪了挪，把大衣往身上一盖，和衣倒了下去。我拉开被子，本能地躺到了另一头。可是不一会儿她突然翻身爬起来。大概是意识到她那边是炕头，我这边是炕尾。通常炕头比炕尾热乎。所以她又建议我们干脆都躺炕头那边。事到如今，人家女孩子都这么大方，我还扭捏什么。也就乖乖地顺从了。 这样，我们一对陌生男女青年，在这样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在这样一个荒凉的小山村，肩并着肩，躺在这个不到两米宽的小炕上。尽管空间狭窄，而且身边躺着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孩子，但是整日的奔波疲劳却使我很快进入了梦乡。 ……我们几个伙伴在山里打野兔。我看到一只到受伤的小野兔在树丛中打哆嗦。看它那可怜的样子我决心救它。于是我把它轻轻捧在怀里，深怕它再受到伤害。它绒绒的兔毛蹭着我的下巴，痒酥酥的。。。 我睁开眼睛，不禁僵住了。蹭着我下巴的不是小兔子，而是她的头。不知什么时候我们都翻了身。大概因为土炕的温度渐渐下降，室内更加寒冷。我们本能地靠紧对方来取暖。她的大衣不知哪里去了，她整个身子已经缩进我盖的被子里面。此刻我们不仅面对面紧紧贴着，而且她的头埋在我胸前，一只手还搭在我脖子上。尽管我们都穿着衣服，可是我还是闻到了她身上淡淡的馨香。十七岁的我可是生平头一次遇到这种情景。我当时的惶恐和窘迫是不难想象的。尽管那时我早已发育成熟。对异性也已开始产生潜在的渴望。和许多同龄人一样，我晚上常常躲在被子里展开“自卫战”。然而奇怪的是，此时此刻当我第一次和一个女性（当然，婴儿期不算），而且是一个漂亮的姑娘相拥而眠的时候，我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性反应。也许是因为她对我大姐姐一般的关怀和毫无保留的信任。也许是她睡梦中恬静的表情显得庄严圣洁。总之我当时唯一的反应就是紧张窘迫和不知所措。开始我想挪开她的手转过身去，可是又怕把她弄醒了看到这情景会更难堪。何况她睡得很香，我也有点不忍心打扰她。只好就这么一动不动地僵在那里。也不知过了多久，不可抗拒的困倦再次把我拖入睡梦中…… “起来了，起来了！” 我被她叫醒了。睁眼发现天已放亮。连忙一个跟头爬起来。看来她已经起来好一会儿了。她告诉我为了保险起见，我们还是应该赶紧回到车站上去。我表示同意。我们几下收拾妥当。顺铁路回到站台上。还真巧，不一会儿车就来了。我帮她提上行李上了车。车上人很少。我们找个窗口的座位面对面坐下来。然后我自告奋勇去买早餐。我买了一大堆油条，还有稀饭，咸菜。虽然多数还是我吃了，但总算为自己有个机会回报她感到一点安慰。吃饭的时候她忽然笑着问我： “知道昨天我为什么那么慷慨吗？一见面就把所有的东西拿给你吃？” 我摇了摇头。 “因为你当时活像一只大饿狼。我担心如果不把你喂饱，你会把我活吞了。”说完她咯咯地笑了起来。我也忍不住哈哈大笑。我第一次看到她这么开心的样子，觉得那一刻她格外地动人可爱。 早餐之后我们一时竟默默无语。不知是昨天已经把能说的话都说完了，还是想起昨晚的情景我们都有点不好意思。我估计她睡醒的时候一定也脸红了。我们就这样望着窗外迅疾掠过的高原雪景，陷入了沉思…… 列车风驰电掣般地前进，不久就要到陇西了。当我意识到我们很快就要分手了的时候，突然有种依依不舍之情。不禁心里抱怨这趟慢车怎么跑得好像比特快还快。我真希望它跑慢点，每一站都停得长一点。甚至下意识地希望铁路再次出事被阻。这样我们可以在一起多呆一会儿。然而这个希望很快破灭了。列车不久就驶进了陇西站。她在跟我道别的时候故意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让我看到的是一副灿烂的笑脸。然而她那双大眼睛却分明告诉我，她也希望旅途再长一点。我尽量避开她的眼睛，这样才能掩饰自己的情绪。我的理智试图告诉我，我们不过是萍水相逢的陌生人。然而理智在这一刻却被强烈的难分难舍之情淹没了。望着她朝出站口走去的背影，我感觉到自己的眼睛有点湿润。我至今都感到奇怪，我和相处几年的同学好友分手时好像也没有这么难受。 列车徐徐启动了。我再次把头伸出窗外，想再看一看这个车站和这个城市。突然，我看到站台上有一个人影在招手，是她！没想到她又回到了站台上。我不顾旁边旅客的安全警告，把半个身子伸出车窗，拼命向她挥手。列车不断加速，她已经变成一个小点儿，直至最后和那个车站一起，消失在地平线上…… 春节过后不久我就回到知青点。过了几天我就借故去她所在的村子找她。可是她还没有回来。一个月后我又去过一次。她却到县里去开优秀民办教师表彰会了。以后由于农忙加上开始准备参加高考，我再也没去过她们村子。七个月后我如愿取得了某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听说她也考取了某个医学院。在启程回家准备入学的前一天，我再次来到她所在的那个村子，希望能够见她一面。然而一进村，我却听到一个晴空霹雳般的消息：罗艳在两天前的一次意外的窑洞坍塌中丧生了！这可以说是有生以来最令我震撼和悲痛的噩耗。我顿时整个人都好像变成了一根木桩。很久很久都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一个年轻美丽的生命，难道就这样突然消失了？而且是在她人生最美好的阶段刚刚开始的时候！随后的几天是如何度过的我几乎没有印象了。只记得进校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无法恢复平静。有一天晚上我给同屋的同学讲了这段经历。我们那间住了八个人，平常熄了灯很久依然闹哄哄的宿舍，那天晚上却一直鸦雀无声…… 我有时甚至怀疑那段经历整个是一场梦。或者说我宁愿相信它不过是一场梦。然而那块留在我手上的白手绢儿，那块贴身伴随过她的，沾了我的血迹的白手绢儿却时时提醒我那不是梦。二十多年过去了，从农村到城市，从西北到南国，从东半球到西半球，无论我走到哪里，这张手绢儿都一直伴随着我…… “垂直线的定义：两个任意点，呈九十度夹角前延伸，相交于一点。随着两条线段的不断延长，两点间的距离会越来越远……”

2021年12月26日是我们71届初中毕业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50周年的纪念日。光阴流逝，当年的知青岁月，是历史造就了知青，它曾给这一代人谱写了一曲青春时代的凯歌，铺筑一条无法选择的人生轨道。知青也造就了历史，它以成为一个时期的历史产物，并将载入历史的史册，现在回想起来，都是一个美好的记忆。 五十年前，我和同学一样告别了学校，离开了城市，离开了家乡，离开了父母，我们班同期下乡共有21名同学，有19人分别来到了辽阳县柳壕公社，下乡插队务农，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分配在该公社转轴大队，共计五人，我被分配到该大队第四生产队。这是一段历史潮流，也是一段令人回味的峥嵘岁月，可歌可泣的历史颂歌！ 回顾了五十年前的一段往事，仿佛就在眼前，就象电影一样，一幕幕的场面不断的呈现在脑海里，至今，仍然记忆犹新。记得1971年，国庆节过后，在校应届学生即将毕业离开学校。有一天上午9时左右，突然有人把我从教室里叫出来，引进校办白宝章老师办公室，有二位辽阳市公安局(当年称之为公安为军管会)的同志在此等候。当时我并不知情，简单聊了一会，一位公安老同志主动递给我一份人民日报，交给我手里，选了一篇文章，先让我阅读一遍，之后又让我朗读一段，被叫停后，让我叙述文章中共划分几个段落，大体内容是什么，我简单表述后，填写一张履历表。后来，我才得知他们是在应届毕业生中，挑选从事公安工作人员。因文革时期，家庭的成份和历史关糸十分重要。因此，在审核中，我受外祖父、外祖母的历史问题影响，被取缔入选公安系统的资格，这也是我失去留城市工作的第一个机会。外祖母生前年迈90岁高龄时，他老人家还一直感到内疚！但是我并没有放弃寻求留城的机会，所以，我又开始选择第二个机遇，当兵去，我异想天开，心血来潮的给辽阳市武装部写一封信，数天后，将我的信件和一份回复信，同时退返学校。记得，白宝章老师还亲自找我谈话劝说，现在回想起来，感到有些天真幼稚，又可笑。在文章中述说一下，让同学们知道我的一个小秘密。 大约在11月中旬左右，我们71届初中毕业生，就业分配工作就将开始了。在同学们都不知道实情的前题下，学校里就已经进行暗箱操作了，有的家长，托熟人做工作私下里搞运作。记得我们班主任陈万丰老师，找我谈话，非常明确，动员我说:你是班级干部要带头上山下乡，而且，你体育又好，下乡后，可以考取体育学院。更不可思异的是在660名本届毕业生中，学挍号召同学们主动积极报名上山下乡，并决定临时采取火线加入共青团组织的举措，激励应届毕业的同学们。我是第6位积极报名带头下乡的。并且，还担负着校方交给动员其他应届毕业同学下乡插队的劝说工作。 在火线上，我也光荣的加入了共青团组织，可以说，这是对我下乡，乃至步入社会，走上从军的人生道路，奠定了一定的政治基础。70年代初期，在辽阳地区，我们71年应届毕业生，有四个面向可以分配工作，即上山下乡，进工厂，选调公安政法糸统，入读卫生学校。绝大多数同学还是下乡插队了。那年代的知青岁月是苦中作乐，有过知青生活的人都难以忘怀。知青是上世纪60~70年代中国社会独有现象。那时候工业落后，城市就业能力有限，毛泽东同志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战天斗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其实我们仅是一名初中毕业，文化并不高，俗称为“知青”，我也是当年千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一员。 初中毕业后，我被学校首批宣布下乡到农村插队的，可以说，这也是我个人在失去尚未留城机会之后的一项自愿选择。当时有一种愿望，那就是下乡后，可以当兵到部队去锻炼，在有就是考取大学读书深造。这就是当年选择走知青道路的唯一信念。我的知青生活经历并不长久，仅有一年的时间，劳动，生活太苦太累的体验也不多，但在我人生的经历中，曾经有过一段难以忘怀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峥嵘岁月，对此，我一生无悔。虽然，自己下了乡，又实现了个人预期意愿，在农村我入伍参军来到了部队，军旅生活二十年，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但是，我也渴望知青上山下乡切不可重来，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是历史命运所决定的 ！ 本篇文章中，所描述的见闻，是我亲身经历，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并没有夸张和虚构，本人所见的凡凡事事，虽然，带有一些负能量，但在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心目中，尤其是在知识青年的生活里，占有普遍性，其主要因素，就是国家贫穷落后，人们的生活水准也不高，根本没有生活质量所求，解决吃穿温饱就足够了，也许会在知青同学中产生同感。 我对知青生活的体会最为深刻，而且，终身受益的，就是练就了朴素、善良、乐观、敬业、永不认输、笑对人生的积极生活态度。 我是1971年12月27日奔赴农村这个广阔天地的，如今，己有50年了。当时的心情，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曾记得有一个顺口溜在辽阳市知青同学中广泛流传，即"眼望白塔尖，眼泪在眼圈，要想回辽阳，不知那一天"！ 因此，在大多数知青心里，都隐藏那段知青岁月，不可忘记的历史，己成为知青同学心中的一个秘密，甚至，有的，平时心门紧闭，只在电光石明的一刹那，才会心事翻涌。尤其是女知青，回忆知青岁月，若发至感言时，也许会突然哽咽起来，满眼泪花。这就是历史的现实写照。 知识青年，是指从1950年代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为止，自愿或被迫从城 市下放到农村做农民的年轻人，这些人群中，大多数年轻人，实际上只获得初中或高中文化教育。我们当年属于初中毕业，实际上，并没有完全达到初中的文化水平，被迫下乡做农民，务农几年，荒费了青春年华！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也产生了一系列严重后果，比如，大部分下乡知青在生活上不能自给，知青下乡加重了家长的经济负担，安置知青的国营企业人满为患，大部分招工返回都去往集体企业和从事服务行业，劳动生产率逐年下降；在人多地少的农村社队，还形成知青与农民争口粮、争工分的矛盾等等。这些问题，严重困扰着党和国家以及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 知青下乡后，虽然，看到农村以及农民的落后、贫穷、丑陋、愚昧，大为震惊，个别村社的宗族歧视还很严重，我清楚的领略到此民情的实际状况的。 但当年，对于相对远离了喧嚣的革命气氛城市，转眼间来到了农村生活，对农民纯朴忠厚诚实，也感化了知青，或者说软化了知青同学们在长期革命教育下已僵化、硬化的思想与感情，多了不少人性与人情味。 我认为， 知青所受到的最有意义的影响就是：认识了真实的农村与农民，认识了社会的真相、人生的真谛。但同时，信仰崩溃了，理想破灭了，对前途深感茫然。特别对下乡三年以上的老知青，在情绪上造成一些消沉低落，思想消极悲观现象，这也是历史时期客观现实的写照，在众多知青的心灵中不可抹掉的。 我所下乡插队的农村社队，相离市区大约90公里，当年，隶属辽阳市沙岭区柳壕公社，转轴大队第四生产小队，位于太子河下游，生产队有部分农戸村民，仍居住在太子河沙滩河床上，房子的地基，高于河床3米之多，主要防止洪水侵袭后，内涝的侵害。下乡所处之地，距太子河入辽河口很近，地势较低，称俗下口子，水网稻田地发达，渔塘，小溪，灌渠排水站较多，夏季雨天过后，这块土地人不亲土亲，黄黄的泥土，粘粘的贴在脚下。这里，四季农活不断，对于乡亲们来说，是生存的唯一来源和保障，可是，对于我们十七八岁的城市里成长的孩子，用幼小的身躯，承受繁重的体力劳动，真是强加所难。我所在的大队，当年，知青26人，分别有68，70，71三届初中毕业生，分布两个青年点，汉族和回族点，男生9名，其余都是女生，年等不等，稍大的是26岁回族女知青同学叫马维坤，最小的就是我本人了，当年19岁，同时，来到青年点的，还有同班三名女生，一名男生，共计5人。我们生产小队的知青同学有几位抽调回城后，仅剩有4个女生，唯有我一个男生。下乡时，处于寒冷的冬季，刚开始干农活就是刨粪堆，一镐刨下去，使大劲也是刨个白印出来，没有效果，手麻腿软，腰酸背痛，泪洗满面，农民兄弟还暗中嘲笑我。在有就是冬天加固河渠坝提，刨冻士块，用独轮车运至坝顶，两人一个小组，刨不动土块，推不动车，只好用绳子拉车，手掌起泡，两肩磨破，一天也不出多少活，只给半个工分钱，苦不可述说，男人吗！含泪坚持。 天气逐渐转暖了，生产队队长杨俊左，知青称为三叔，50多岁，行动敏捷，干活利索，他对我非常关照，时常关心我，体贴我，有一次上工派活时，让我独自赶牛车去大队粮米加工厂去磨米面，轻闲自在，我躺在牛车上穿件被衣服，身糸一条麻绳，草帽掩盖脸上，回味无穷，似乎老牛认识路，往返都自然顺利到达。时隔不久，大地变绿，玉米地该铲头遍地了，有一次，太阳刚刚升起，我随乡亲们扛起工具去铲地了，到地方，一眼望去，地头无边，听说，一上午只能铲二条垄，我跟不上队伍，落后着急，成了除苗高手，打头带队的工头，告诉了老队长，不客气将我拿下，拒绝我铲地了。 第二天，一大早，分配我和几位年龄大的老年男女社员，去香瓜地拨尖，这次又让杨队长失望了，我把带花主干的尖都拨掉了，影响香瓜生长成熟，多次受社员们的指责！ 竞管如此，干了几次不争气的农活，对我的磨练还是很大的，我不会忘记暂短的生产队干农活的那段经历。 春天，稻田插秧的季节到了，每天要徒步行走十几里的坑凹不平的乡村小路，往返稻田地插秧，除草，稻田地面积很大，四处干活的社员，人来人往，也没有厕所，农民随地大小便，我们刚下乡还有些不习惯。没有水喝，就在稻田旁边低洼处，挖个坑，将水渗透浮上来，沉淀一会，然后用手取水捧着饮用，那时，田园里没有农药，水源无污染，水质相对还是干净的。尤其，每当耙地插秧除草时，我有三怕:一怕稻田地里的鳝鱼，当地人俗称王八公子，在稻田地里多的惊人，横冲乱撞，万万没想到，现在己成为餐桌上的美味佳肴了。二怕蚂蟥爬在腿上吸血，钻进腿脚里，三怕遇有薄冰水中，下稻田里干活，多少也经历了一个多月的艰苦磨练，尝试了苦与累的考验，连想起来，还有些回味！刚下乡时，青年点的生活十分简朴，居住条件和环境非常差。青年点，仅有不足300平方米的面积，内设七个房间，含一间库房储存粮食，一个走廊门厅兼厨房，其余二间为男生宿舍，另三间为女生宿会，20多名男女知青同学都容纳这个狭窄的空间里面。当年，正值冬天季节，最难以度过的，就是漫长而寒冷的日子，晚上，暗淡的灯光下，知青们非常无聊，哭的，唱的，低头思乡念亲人的，天天可见，宿舍里，无书报读阅，无收音机收听，屋内安装的喇叭，时而，出现敲打的声音，有时会听到大队传达的通知的噪音。我们青年点邻近大队部，每天晚上，我经常和几个知青同学跑到玉米杆子堆放的柴火垛内，找出来似乎发酶的玉米棒，扒成粒在火炉上烤一烤吃，用来消磨时间，就这样一天天的过去了。大约在秋季，老大队部和青年点，要改建为村小学校，大队部和青年点同时要迁移到，在文革初时，拆除的破旧庙遗址处，青年点重新构建几间瓦房。因为急于搬迁，泥土未干，房间阴凉潮湿，四周墙壁上冰霜耀眼，晚上生火取暖时，屋顶开化，如雨水般的下落，四壁墙面，墙角也流淌着溶化的冰霜溶水。第二起床时，发现覆盖的被子湿透后，结成冰体，无法叠起，只好拿到室外太阳凉晒，冬天的太阳照耀时间短，化了又冻，只好，稍干一些，晚上还得继续拿到宿舍使用，男生戴棉帽子睡觉，早上起床，人下床了，帽子还冻贴在墙上，扯下来还要戴头顶上，因为，冬天太冷了！夏天麦收季节，天气炎热，正值夏收繁忙的季节。记得有一次，几位女知青同学，拔麦子返回青年点时，手掌布满了血泡，迈着艰难的步伐回到宿舍，失声痛哭。当时，我在男生宿舍休息，听到后，心里酸酸的，顿时，了解一些情况后，会同三个男生跑到大队养鱼池，跳进养鱼池里，混动水中杂草，围捕几个鱼回来，为她们改善了生活。虽然，行为过激，但觉得心里很高兴，都是少年，男生相对比女生要坚强一些，吃苦受累，并不屈服。当年的知青生活特别艰苦，上顿下顿清水没油的白菜汤，玉米面锅贴大饼子，现在叫一锅出，锅帮上贴玉米饼子，锅底是菜汤，如此生活，在家里从未有过，为了不让父母担心，天天几乎都在含泪吃饭。每逢听说乡亲谁家杀猪了，我们男生AA制，买几斤猪肉，拿到厨房做好，找几个女生品尝一下，那就象开荤过大年。72年12月份冬季征兵工作开始，我随大队书记田树礼，前去公社开征兵会议，我负责记录，整理材料。会议确定我们大队有三个当兵名额。这也是我首次遇有离开农村的寻找工作的机会，散会后，我主动接近部队带队干部，边做大队书记工作，我想应征入伍。部队首长和接兵干部都认可我，曾有两个部队接兵之争，都愿接收我，到他们所在部队去。可是大队田书记不同意我当兵去，他亲自对我说，现在我培养你入党，以后接我班，我一听，心里有些发慌，入了党何时才能抽调回城，还培养当农村干部，那时也不懂事，心里十分焦虑不安，并且，软磨硬泡，反复做书记工作，最后，还是应征入伍到部队了。 五十年来，我曾四次重回故里，前往我下乡插队时农村，探望仍然居住在那块沃土上父老乡亲。1974年，借我部队公出的机会，第一次返乡时，刚进村子里，就巧遇一群老乡，在聊天咨询过程中，竞然，有几位老乡还清楚的记住我，喊出我的名字，我深感非常的欣慰，这里的父老乡亲还记得我，令我终身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