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尐寧
一、盐专卖太祖朱无璋在称吴王时(公元1367年)，即立盐法，实行征税制，令商人贩卖，税率为二十分之一，所得盐税，以充军饷。不久又加倍征税，后听胡深之议，税率复旧。建明之后，实行专卖之制。(一)盐的产、销制度明朝盐的产制：制盐民户称灶户，按户计丁，称盐丁；按丁规定产盐定额，也称正盐或正课；正课之外所余之盐，称余盐。明初，为鼓励盐的生产，注意优恤灶户，给灶户划拨草场，以供樵采；可耕之地，许灶户开垦，并免灶户杂役。以后，盐场设立总催官，负责办盐课，督促生产。总催官多刻剥灶户，致使盐丁贫乏，英宗正统时(公元1436-1449年)，灶户不甚总催官的剥削，纷纷逃亡，流移转徒，仅松江一地负盐课六十余万引，盐产量大减。灶户生产的盐包括正盐、余盐，一律缴给官府，称为盐课；灶户纳盐课之后，官府给以工本米：正盐每引四百斤，支工本米一石；余盐每引二百斤，支工本米一石。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工本米折钞发给，但各地折钞比价不一，淮、浙每引二贯五百文，河间、广东、山东、福建、四川等地，每引二贯。盐商向国家缴纳货币或实物，由官府发给引票，然后凭引就场支盐贩鬻。洪武初，每引四百斤，称大引；后改行小引，每引或一百斤，或二百斤。成祖永乐以后，由于灶户逋逃很多，盐产量供不应求，盐商不得不在盐场守候支盐，以后盐商渐减少。英宗正统五年(公元1440年)，令两淮、两浙、长芦盐，实行常股、存积制度。所谓常股，即按正常手续，凭引支盐的份额。常股价钱便宜，但需依次排队，等候支盐；所谓积存，即事先准备好食盐，收集在官，待边防急需粮储，即令商人运粮于边，凭引到场支盐。这种存积之盐价钱较贵，但不需要等候，人到即支。常股、存积制度初行之时，以每年所收盐课正额的十分之八为常股，十分之二为存积。盐商苦于在场守候，多买存积，于是多次变更常股、存积比例。武宗以后，盐法渐坏，积引日增，盐利日减，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袁世振议行“钢法”，即将淮北盐场，按顺序排为十纲，一纲卖积引，九纲卖现引，十年之内疏销完毕。并设置纲册，凡领引盐商，皆登记入册。纲册有名者，可赴本钢盐场领盐，纲册无名者不得加入，于是盐商成为专得某场盐利的专商。食盐专商制度自此始。(二)盐专卖制度明朝的盐专卖主要实行民制、官收、就场专卖办法。专卖制度主要有三种，即开中法、计口授盐法、商专卖法。1�开中法。所谓开中法，即召募商人输粮于边，由官府给盐的办法，也称纳米中盐法。此法源于宋代的折中法和元朝的入粟中盐法，实行此法的目的在于充实边疆的粮食储备。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六月，山西行省以大同所储之粮自山东陵县运至山西太和岭，路远而费用繁巨，建议令部人于大同仓输米一石、太原仓输米一石三斗，给淮盐一小引。朱元璋从其议，自此始行开中法，此后各行省边境，亦多效仿。但纳米与中盐的比例，各地不同，一般以地里远近而定等差。开中法袄地之后，国家节省了大量的转运之费，边疆粮饷也得到了保障，史称“有明盐法，莫善于开中。”由于开中法行效显著，于是不仅是粮粟，凡属国家急需物资，皆令商人纳中盐，由此而衍生出许多新的制度，如纳马中盐，纳钞中盐，纳钱中盐，纳布中盐等等。总之，国家需要什么，就开中什么，盐随时随地成为国家与商人交易的媒介纳布中盐等等。总之，国家需要什么，就开中什么，盐随时随地成为国家与商人交易的媒介2�计口授盐法。在实行开中法的同时，曾实行计口授盐制度。洪武三年，令民在河南开封等处输米，以供军食，官府给盐以偿其价。每户大口给盐一斤，小口给大口之半；输米的多少，按地理远近定等差。在计口授盐的基础上，又衍生出“户口食盐纳钞法”。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曾令扬州府泰州灶户，按照温、台、处三府则例，支官盐折纳钞贯。即受盐本应纳米，而折钞上纳州府泰州灶户，按照温、台、处三府则例，支官盐折纳钞贯。即受盐本应纳米，而折钞上纳3�商专卖。商专卖是盐专商直接与灶户进行交易。万历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在袁世振行“纲法”的基础上，又行“仓盐折价”之法，即官府不再向灶户收盐，而令灶户按引纳银，商人则直接向灶户购盐而不经官，此种专卖制度，即属商专卖。自此国家将收盐、运销之权全部交给商人，这是食盐产、销制度的一大变化。除上述三种盐制外，在个别地区曾实行过盐票法。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两浙偏僻之地，官商不能到达，于是令土著商人纳银领票取盐，到偏僻之地贩卖，土著商人每百斤盐纳银八分。此种制度不同于官专卖，而且多侵正课。(三)盐课弊端明初盐课制度尚较稳定，自武宗正德以后，吏治日益败坏，盐法亦渐趋紊乱。盐法的破坏，主要原因在于官吏的贪贿。正德时，权幸之徒，开以残盐(即堆放多年，经内雨销蚀而残留之盐)为名，夹带好盐。权幸以低价购买上等好盐，侵碍盐课，也坏乱了盐法，以后又有零盐(即开中未尽的剩盐)、所盐(灶户交售余盐，称量后有余部分，及批验所检斤时没收的超量引盐，堆放在批验所内)等名目，都是官宦搜刮盐利的手段。此外，官府措置也有许多弊病，如不按时开中，致使米价腾贵，盐价增长十倍，而灶户工本不及盐价的十分之一，致使私盐盛行等等，都使盐法遭到破坏。二、茶税与茶专卖明茶课制度起源于朱元璋建明以前。公元1366年朱元璋令商人于产茶之地买茶，纳钱清引，每引茶百斤，输钱二百文，不够一引者，称畸零，给由贴。以后，又定每引茶一道，输钱千文，可贩茶一百斤；茶由一道，输钱六百文，可贩茶六十斤；以后又改令每引一道纳钞一贯，凭引可贩茶一百斤。俟建明以后，遂定官茶、商茶之制。(一)所谓官茶，即官府对茶的生产者课征的实物(茶)。洪武初，规定：“芽茶、叶茶各验直纳课，贩茶不拘地方。”洪武四年规定陕西汉中诸县茶树，十株官取其一。无主茶园，令军士采摘，十取其八。所课之茶，以易番马。有时所课之茶，也改征折色，但不多见。以茶易马，即实行茶马法。茶马法始行于唐。明代，在河州、秦州、洮州、甘肃、岩州等地设茶马司，茶马司以茶向少数民族商人换取马匹，以助边政。以茶易马的比例，因各地情况不同而有所不同。一般有茶马司的地方，上等马一匹易茶四十斤，中等马一匹易茶三十斤，下等马一匹易茶二十斤。实行茶马法的意义在于充实边疆马匹，减省百姓养马的徭役，所以是茶的良法。(二)商茶制度所谓商茶，即茶商向官府交纳实物(或马、或米、或布)，取得引目，凭引向茶户买的茶。明朝商茶一律实行茶引制度，只是因时因地不同，运用不同的茶引形式。如以米易茶，和以其它物资中茶的。以米易茶即纳米中茶法。此法行于洪武末。当时成都、重庆、保宁、播州设置茶仓四所，令商人纳米中茶。弘治七年，以陕西发生饥荒，也曾实行纳米中茶之法，以备赈济。又有运茶支盐法：即令商人运茶于甘州、西宁，然以以淮、浙的盐支付运费。此法行于宣德中。(三)贡茶贡茶，即地方直接上项给中央朝廷的茶。贡茶制度始于宋。明朝初年，天下贡额不固定。宜兴贡茶，宣德时，增至二十九万余斤。后来规定为四千斤。三、坑冶课明朝坑冶课主要包括金、银、铜、铁、铅、汞、朱砂、青绿(颜料)等。明初，不主张开矿，轻坑冶政策一直持续到仁宗。到万历时，矿政渐趋紊乱。明朝金银之课，一般采用包税制，即规定某场一年应纳税额，责民交纳。明朝初年，金银之课甚轻。福建各银场税课仅二千六百七十余两，浙江岁课二千八百余两。永乐以后，银谭稍增，福建银课岁额三万二千八百余两。万历以后，由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对金银的追求越来越迫切，于是以开银矿的名义，大肆掠夺百姓，坑冶之法由此而滥，并成为扰民的渊薮越来越迫切，于是以开银矿的名义，大肆掠夺百姓，坑冶之法由此而滥，并成为扰民的渊薮明铁冶较宋元发达。洪武末，令民自由开采，国家抽课，三十分取二分，以后禁民私贩，私贩铁者如私盐法。至于铜、汞、朱砂、青绿等矿，开采甚少，纳课甚微。四、洒醋课明初实行禁酒政策，直到后期，酒的生产也没有多大发展。由于酒的生产没有发展起来，所以洒课不占重要位置。而且酒税不上缴中央，令收贮于州县，以备其用，实质是一种地方税。酒税税额一般以酒贡为计算单位，每十块酒曲，收税钞、牙钱税、塌房钞各三进四十文，或征曲量的百分之二。醋在明朝已不属禁榷之物，征税亦甚轻。五、商税明朝初年，实行鼓励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所以商税制度简约。商税的征收机构为各地课税司局，国家对课税司局虽规定限额，但不务求增余。朱元璋认为：“税有定额，若以恢办为能，是剥削下民，失吏职也。”对不完成定额的税课司局，只核实而不问罪。课征办法因课征对象不同而异，对行商、坐贾贩卖的各类手工业品一般估算货物的价值，从价计征；对竹木柴薪之类，实行抽分；对河泊所产，征收鱼课。课征手段有本色，有折色。一般多以钞、钱缴纳。税率一般为三十分之一，且免税范围极广，凡嫁娶丧祭之物，自织布帛、农器、食物及既税之物，车船运自己的物品，以及鱼、蔬、杂果非市贩者皆可免税。只是买卖亩宅、牲畜要纳税，契纸要纳工本费(洪武二年规定每线契纸为工本费四十文)。为简化商税征收手续，还多次裁并税务机构。洪武十三年，一次裁并岁收额米不及五百石的税课司局三百六十四处，其税课由府州县带征。为了防止税课官吏的侵渔。规定在征收商税之地设置店历(即登记册)，登记客南姓名 人数、行止日期等内容，以备核查；同时明示征收商税的货物名称，未标明需要税的货物，均行免税。明初还采取了一系列便于商人交易的措施，如洪武初年，南京(当时为京师)军民的住房，均由官府供给，因城内住户过多，无空地以供商人贮存货物，商人皆贮货于船仓内或城外，这样既不便于商人交易，又易受牙人(经纪人)要挟，于是国家在南京沿江地方筑屋，名为塌房，以贮商货。凡至南京客商，皆贮货于此，交易时，只准买卖双方进入塌房，禁止牙行出入。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规定，在塌房贮货的客货，以三十分为率，须纳二分官收钱，即后人所的说“塌房税”。另取三十分之一的免牙钱和三十分之一的房钱，此二者均用于支付看守塌房者的费用，而不属于税。永乐时，又将这种办法实行于北京。明朝新增商税税目有如下诸种：1�市肆门摊税。市肆门摊税，始于仁宗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正月。当时，统治者认为钞法不通，是因为对客商所贮之货不征税及售货门市阻挠所致，于是便对两京以贩卖为主的蔬果园不论官种或私种，一律征税，对塌房、库房、店舍等贮货者亦开始征税，骡驴车雇装载者，也征税。这些税收均须以钞缴纳。这种税，称门肆门摊税，或称市肆门摊课钞。到宣德四年，市肆门摊课钞推行于全国，税课增加了五倍。此后，这种以流通钞法为目的而课征的商税，更成为经常性的税目。2�钞关科。钞关税行于宣德四年，目的也在于通行钞法。所钞关税，即在郭县、济宁、徐州、淮安、扬州、上新河、浒墅、九江、金沙州、临清、北新诸沿运河和沿江要地，设征税关卡，对“舟船受雇装载者，计所载料多寡、路近远纳钞。”所设的关，称钞关。钞关初设时，只征钞，后来时或征银，所征之钞或银，称钞关税。钞关税初行时，只对受雇装货的过往船只征税，税额按船的梁头座数和船身长度计算，这种税称船料或船钞。如遮阳船头长一丈一尺，梁头十六座，算作一百料。宣德四年规定每百料，收钞百贯，后减为六十贯。成化时，船料钱钞中半兼收。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定制以银缴纳，每银五厘，折钞一贯；银一分，折钱一文。船钞税一般不税货，只税船，惟临清、北新兼收货税，其所榷本色钞、钱归于内库，以备赏赐；折色银两、归于太仓，以备边储。3�工关税。工关税，系由工部派官，在芜湖、荆州、杭州三关置抽分竹木局，设官抽分竹木，以其税充工部船舶营缮之用，故名工关税。后抽分局属户部，但仍由工部代营。抽分竹木局的抽分对像为客商贩运的柴草、竹、藤、木、炭等；税率因时代不同而有高低，因品种不同而为等差。如柴草之属，一般三十分取一；黄白藤等，一般三十分取二；松木、松板、檀木、梨木、木竹、木炭，一般十取其二。英宗正统时三十分取四，天顺时二十分取六，宪宗成化时十分取其一。工关税一般以实物缴纳，称本色；以后时有以银、钞缴纳者，称折色宗成化时十分取其一。工关税一般以实物缴纳，称本色；以后时有以银、钞缴纳者，称折色4�商税杂敛。除上述三种主要税目外，尚有一些杂敛，如武宗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始征泰山碧霞元君祠香钱。又有门税，即在京城九门征收通过税。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于淮安征收过坝税，即对通过淮安坝之米麦杂粮所征之税，税额为一石征银一厘，以充军饷。穆宗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又每石搬运费一厘抽四五毫，叫脚抽。更从斛夫所得的每石工钱一厘五毫中抽取五毫，称斛抽。这些税征收数额甚微，但扰民滋甚。明商税税额，弘治时课钞四千六百一十八万余贯，折银十三万八千五百四十两；嘉靖时，课钞五千二百零六万八千余贯；万历以后，横征暴敛剧增，所征课钞不可胜数。六、市舶课明朝市舶的含义与宋、元不同，宋、元对进行海上贸易的中外船只，均称市舶，明朝则专指在中国近海停舶之外国商船，商舶专指中国居民载土产运往海外贸易的商船。明朝实行贡舶制度，即海外诸国来华贸易，必须向明朝廷进贡，进贡后则准其贸易，如不进贡则不准贸易。其市舶原则，既无财政目的，又无互通货贿的意义，唯以通好、怀柔为原则。在这种原则指导下，明朝对海外诸国来华贸易的货物，不征市舶课，有时官府对海舶带来的货物实行抽分，但却从优偿给其值，这种抽分实是官府高价收买而已。对于贡品，国家亦高于原价给其值。至于国内商船则实行禁海政策，一般严禁出海，只有官府派官率船出海，如郑和七下西洋即属于此。但其目的不在于进行贸易。只是招抚远人。明代也设有市舶司，但只负责贡舶管理和监视，通报敌情，不负责商舶的管理和征税。商舶的发展是在明后期万历年间。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巡抚刘尧海以船税充饷，“岁以六千两为额”。于是制定海税禁约十七章。自此，唯不准去日本贩日货通倭寇，去其它海外诸国皆可。征税的原则，有水饷、陆饷、加增饷之分。所谓水饷，即以船的广狭为准，饷出于商船；所谓陆饷，即以货之多寡，计值征饷，春饷出于铺商；所谓加增饷，即去吕宋岛(在今菲律宾)的商船返回时所携带的商品甚少，征收水饷、陆饷不多，故对这些船加征一百五十两，称加增饷。商船税课，万历四年为一万两，十一年为二万两，二十二年增为二万九千余两。七、明后期工商税对人民的扰害及人民反抗矿盐、税监的斗争明初的工商税政策有利工商业的发展，但当工商业有了一定发展之后，统治者追求财富的欲望也越来越强烈，他们不择手段地搜刮工商业者和广大消费者，致使工商税制度日趋紊乱，对人民的扰害也越来越大。尤其是矿税和商税，更成为百姓的沉重负担，严重阻滞了工商业的发展。矿税之弊，源于太监领矿。英宗天顺时，曾派太监负责提督浙江、福建、云南、四川等银矿，宪宗成化中，开湖广金矿，“岁役民夫五十五万，死者无算，得金仅三十五两。”神宗成历二十四的(公元1545年)又大肆开矿，太监四出，皆给关防，他们假开采之名横索民财，陵轹州县。“时中官多横暴，而陈奉尤其。富家巨族则诬以资矿，良田美宅则指以为下有矿脉，率役围捕，辱及妇女，甚至断人手足投之江，其酷虐如此。”自穆宗隆庆以后，凡桥梁、道路、关津皆私擅商税，罔利病民。神宗万历两宫三殿灾后，营建费用浩繁，于是大增天下商税，以充其费。万历二十六年设立榷税使，由太监担任，四出征税。“水行数十里，即树旗建厂(抽税机构)。视商贾懦者肆为攘夺，没其全资，负戴行李，亦被搜索，又立土商名目，穷乡僻坞，米盐鸡豕，皆令输税。”“九门税尤苛，举子皆不免，甚至击杀觐吏。”当时，“中官遍天下，非领税即领矿，驱胁官吏，务 削焉。”太监以开矿、征税为名，勒索百姓，民不聊生，终于激起民变。万历时，民变事件各省均有，例如万历二十七年陈奉在荆州督税激起民变，至武昌又激起商民暴动，商民万余人将阿奉同党五、六人抛于江中；高淮在辽东督税，激起前卫屯军哗变及锦州松山军变；潘杨在江西为税监，激起景德镇窑工的反抗，烧毁官窑厂房；万历三十年高 在福建苛征市舶税激起民变，又督闽粤矿税，再次激起民变；杨荣在云南领矿，激起民变，民众万人，将杨荣投入火中；万历二十八年蔚州矿工暴动，潮州民变；万历二十七年，临清民变，杀死马堂的党羽三十余人；万历二十八年，孙隆在苏州征商，激起民变，击毙孙隆的爪牙二人，捶死税官多人十余人；万历二十八年，孙隆在苏州征商，激起民变，击毙孙隆的爪牙二人，捶死税官多人明朝末年反矿监、税监的斗争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参加斗争的有手工业工人、小商人、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一些工商业者、中产以上的商人、作坊主、窑主也参加了这一行列。这次斗争是以手工业工人、贫民为主的反封建压迫的一次斗争，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这次斗争是以手工业工人、贫民为主的反封建压迫的一次斗争，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摘自《中国赋税史》
光影碎片
我国政府会计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在文字出现之前，我们就用符号、图画记录狩猎的收获。在我国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会计主要用来管理国家层次上的财政收入与支出，而民间所用的会计一直是比较简单的，直到元朝时。一、中国原始社会末期的会计。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和劳动产品的分配、交换及消费等问题凸现，“计数”逐渐成为社会生活的必要，人们逐渐形成数量观念，并尝试着以实物、绘画、结绳、刻契等方式来表现经济活动及其所反映的数量关系。由实物记事（计数）、绘画记事（计数）、结绳记事（计数）、刻契记事（计数）等方式所体现的原始计量记录行为基本代表着同时期的“会计”行为，或者说，原始计量记录行为是会计的萌芽状态，成为会计的直接渊源。二、奴隶社会时期的会计。西周国家设立“司会”一职对财务收支活动进行“月计岁会”，又设司书、职内、职岁和职币四职分理会计业务，其中司书掌管会计账簿，职内掌管财务收入账户，职岁掌管财务支出类账户，职币掌管财务结余，并建立了定期会计报表制度、专仓出纳制度、财务稽核制度等。这表明大约在西周前后，我国初步形成会计工作组织系统。当时已形成文字叙述式的“单式记账法”三、春秋以至秦汉的会计。在会计原则、法律、方法方面均有所发展。孔子提出了中国最早的会计原则：“会计当而已矣”，意思是会计要平衡、真实、准确。秦汉时期，中国在记账方法上已超越文字叙述式的“单式记账法”，建立起另一种形式的“单式记账法”，即以“入、出”为会计记录符号的定式简明会计记录方法。它以“入-出=余”作为结算的基本公式，即“三柱结算法”，又称为“入出（或收付）记账法”。西汉时采用的由郡国向朝廷呈报财务收支簿——“上计簿”可视为“会计报告”的滥觞。南北朝时期，苏绰创造“朱出墨入记账法”，规定以红记出、以墨记入。四、唐宋时期时期的会计。我国会计理论与方法进一步推进。首先，产生了《元和国计簿》、《太和国计簿》、《会计录》等具有代表性的会计著作。创立了“四柱结算法”。所谓“四柱”，是指旧管（上期结余）、新收（本期收入）、开除（本期支出）和实在（本期结存）四个栏目。这种结算法把一定时期内财务收付的记录，通过“旧管+新收=开除+实在”这一平衡公式加以总结，即可检查日常记录的正确性，又可分类汇总日常会计记录，使之起到系统、全面和综合的反映作用；可以说，“四柱结算法”的发明把我国的簿记发展提到一个较为科学的高度。四柱结算法中四柱平衡关系形成了会计上的方程式，这不仅成为我国传统的中式记账法(中式簿记)的一个特色，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一直沿用下来。最后，在宋代建立了我国会计史上第一个独立的政府会计组织——“三司会计司”，综合天下财赋收入，提高了会计机构的地位。宋代的会计凭证可分为收入与支出两类，皆有正副两联，凭证和账簿都作为重要档案一起由专吏负责长期保存。五、元代的会计。元代承袭旧制，在会计方面无大发展。至明代，政府颇重会计报表，要求按旧管、新收、开除和实在四柱编报，报表逐级汇总上报，国家对报表有统一的编报格式和上报日期。明代代表性会计著作是《万历会计录》，按旧额、见额、岁入、岁出汇录了人户、田粮、军饷、俸禄及各种税收和交通运输等统计资料，编排井然有序，数据先后可循，并突出了财政收支项目的对比关系，便于分析研究。六、明末清初时的会计。明末清初之际，中国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记账法——“龙门账法”。此帐法是山西人傅山根据唐宋以来“四柱结算法”原理设计出的一种适合于民间商业的会计核算方法，其要点是将全部账目划分为进、缴、存、该四大类。“进”指全部收入，“缴”指全部支出，“存”指资产并包括债权，“该”指负债并包括业主投资，四者的关系是：该十进=存十缴，或进一缴=存一该。到了清代，会计制度又有新的突破，即在“龙门帐”的基础上设计发明了“四脚账法”。四脚账是一种比较成熟的复式记账方法，其特点是：注重经济业务的收方（即来方）和付方（即去方）的账务处理，不论现金收付事项或非现金收付事项（转账事项）都在账簿上记录两笔，即记入“来账”，又记入“去账”，而且来账和去账所记金额必须相等，否则说明账务处理有误。这种账法的基本原理已与西式复式记账法相同。清末，随着西式会计的引入，中式会计趋于衰落。总而言之，中国古代会计制度经历了文字叙述式到定式表达式、从单式簿记到复式簿记的演变过程。单式簿记经历了从三柱结算法到四柱结算法的沿革，而复式簿记则经历了从龙门账法到四脚账法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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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会计制度源远流长，在古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从原始记录计量到单式簿记再到复式簿记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沿革过程。1.中国原始社会末期的会计会计作为一种管理活动，是人类生产活动的衍生物。在生产活动中，人们总是力求以较少的劳动耗费，取得尽可能多的劳动成果。 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和劳动产品的分配、交换及消费等问题凸现，“计数”逐渐成为社会生活的必要，人们逐渐形成数量观念，并尝试着以实物、绘画、结绳、刻契等方式来表现经济活动及其所反映的数量关系。由实物记事（计数）、绘画记事（计数）、结绳记事（计数）、刻契记事（计数）等方式所体现的原始计量记录行为基本代表着同时期的“会计”行为，或者说，原始计量记录行为是会计的萌芽状态，成为会计的直接渊源。2.奴隶社会时期的会计奴隶社会取代原始社会后，在原始计量的基础上，逐步形成最早的会计制度。中国有关会计事项记载的文字，最早出现于商朝的甲骨文；而“会计”称号的命名、会计的职称则均起源于西周，其含义是通过日积、月累的零星核算和终的总合核算，达到正确考核王朝财政经济收支的目的。 据《周礼》记载，西周国家设立“司会”一职对财务收支活动进行“月计岁会”，又设司书、职内、职岁和职币四职分理会计业务，其中司书掌管会计账簿，职内掌管财务收入账户，职岁掌管财务支出类账户，职币掌管财务结余，并建立了定期会计报表制度、专仓出纳制度、财物稽核制度等。这表明大约在西周前后，我国初步形成会计工作组织系统。当时已形成文字叙述式的“单式记账法”3.春秋以至秦汉的会计在会计原则、法律、方法方面均有所发展。孔子提出了中国最早的会计原则：“会计当而已矣”，意思是会计要平衡、真实、准确。具体说是要求会计的收付存平衡正确无误。它与目前的“客观性”原则相似。战国时期，中国还出现了最早的封建法典——《法经》，其中包含“会计”方面的内容，如在会计簿书真实性和保管方面，规定会计簿书如果丢失、错讹，与被盗数额同罪；在会计凭证和印鉴方面，规定券契（当时的原始凭证）如有伪造、更改等情，重者与盗贼同罪论处，轻者以欺诈论处，如上计报告不真实，有欺诈隐瞒者，根据情节轻重判刑；在仓储保管方面，规定对于账实不符的，区分通盗、责任事故、非责任事故等不同情况进行处理；在度量衡方面，规定度量衡不准者，按情况不同实行杖打等处罚。秦汉时期，中国在记账方法上已超越文字叙述式的“单式记账法”，建立起另一种形式的“单式记账法”，即以“入、出”为会计记录符号的定式简明会计记录方法。它以“入-出=余”作为结算的基本公式，即“三柱结算法”，又称为“入出（或收付）记账法”。西汉时采用的由郡国向朝廷呈报财务收支簿——“上计簿”可视为“会计报告”的滥觞。南北朝时期，苏绰创造“朱出墨入记账法”，规定以红记出、以墨记入。4.唐宋时期时期的会计我国会计理论与方法进一步推进。首先，产生了《元和国计簿》、《太和国计簿》、《会计录》等具有代表性的会计著作。《元和国计簿》和《太和国计簿》分别为唐人李吉甫、韦处厚所撰，收录了唐代人口、赋役、财政、税收等方面的统计资料，按照国家财政收入项目分别记载其收入数字。《会计录》为宋人所编，是一种按照国家规定的财计体制和财政收支项目归类整理，并加以会计分析的经济文献。其内容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会计、统计经济资料部分，包括户籍计账方面的资料和当年财政收支的实际数额；二是会计、统计经济资料的分析比较部分，也可称为会计分析部分。其次，创立了“四柱结算法”。所谓“四柱”，是指旧管（上期结余）、新收（本期收入）、开除（本期支出）和实在（本期结存）四个栏目。这种结算法把一定时期内财物收付的记录，通过“旧管+新收=开除+实在”这一平衡公式加以总结，既可检查日常记录的正确性，又可分类汇总日常会计记录，使之起到系统、全面和综合的反映作用；可以说，“四柱结算法”的发明把我国的簿记发展提到一个较为科学的高度。四柱结算法中四柱平衡关系形成了会计上的方程式，这不仅成为我国传统的中式记账法(中式簿记)的一个特色，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一直沿用下来。 最后，在宋代建立了我国会计史上第一个独立的政府会计组织——“三司会计司”，总核天下财赋收入，提高了会计机构的地位；同时，随着人们对账簿的认识，宋代产生并流行着一些有关账簿的专门用语。此外，“簿记”一词作为我国最早的文字记载亦已见于宋代的文献中。宋代的会计凭证可分为收入与支出两类，皆有正副两联，凭证和账簿都作为重要档案一起由专吏负责长期保存。5.元代的会计元代承袭旧制，在会计方面无大发展。至明代，政府颇重会计报表，要求按旧管、新收、开除和实在四柱编报，报表逐级汇总上报，国家对报表有统一的编报格式和上报日期。明代代表性会计著作是《万历会计录》，按旧额、见额、岁入、岁出汇录了人户、田粮、军饷、俸禄及各种税收和交通运输等统计资料，编排井然有序，数据先后可循，并突出了财政收支项目的对比关系，便于分析研究。6.明末清初时的会计明末清初之际，中国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记账法——“龙门账法”。此帐法是山西人傅山根据唐宋以来“四柱结算法”原理设计出的一种适合于民间商业的会计核算方法，其要点是将全部账目划分为进、缴、存、该四大类。“进”指全部收入，“缴”指全部支出，“存”指资产并包括债权，“该”指负债并包括业主投资，四者的关系是：该十进=存十缴，或进一缴=存一该。也就是说，结帐时“进”大于“缴”或“存”大于“该”即为赢利。傅山将这种双轨计算盈亏，并检查账目平衡关系的会计方法，形象地称为“合龙门”，“龙门账”因此而得名。“龙门账”的诞生标志着中式簿记由单式记账向复式记账的转变。到了清代，会计制度又有新的突破，即在“龙门帐”的基础上设计发明了“四脚账法”。四脚账是一种比较成熟的复式记账方法，其特点是：注重经济业务的收方（即来方）和付方（即去方）的账务处理，不论现金收付事项或非现金收付事项（转账事项）都在账簿上记录两笔，即记入“来账”，又记入“去账”，而且来账和去账所记金额必须相等，否则说明账务处理有误。这种账法的基本原理已与西式复式记账法相同。清末，随着西式会计的引入，中式会计趋于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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