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只睡4小时
论山西票号之兴衰摘 要：票号被称为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英语中票号被称为“Shangxi Bank”。今天我们更多关注的，不是它们辉煌的业绩，而是它们在历史长河中曾走过的兴衰成败，留给后人的思考。山西票号存在的历史背景票号，又称为票庄或汇兑庄，是旧中国的一种信用机构。明末清初汇票作为汇兑的工具已有流行。乾隆、嘉庆以后，由于埠际贸易扩展，汇兑业务发展迅速，专营汇兑的票号应时产生。道光初年山西平遥县日升昌颜料庄改组为日升昌票庄是最早的一家。其后，平遥、祁县、太谷三县商人继起，将原来由商号兼营的汇兑业务划出或重新集资设立票号。形成山西人独占的一大新兴行业，通称山西票号。外国人称之为山西银行。票号的产生同其他事物一样，是由主客观条件决定的。就客观条件——即背景来说，是在明末清初国内商品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中和民间书信不通的历史结束的时刻产生的。具体来说是：明末清初，中国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发展，工商业进入工场手工业和大商业发展阶段，资本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实现了分离；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工商业出现了自有资本与生产经营所需资本不平衡的矛盾，即经营资本的困难。工商业为寻求解决资本困难的途径，企业之间相互以商品形态提供信用，从而发生了商业信用，并有了工商汇票的流通；商业信用可以调节某些企业的暂时资本困难，但充其量不过是工商业自有资本的充分利用，并不增加工商业资本的总量，所以商业信用不能完全解决工商业经营资本的困难，向社会提出信用支持的需求，从而在康熙、乾隆年间发生了银行业——账局，为工商业发放贷款和办理存款。账局发生于京城、冀、晋等地区。没有账局的地区，江南典当铺为粮、棉、丝商人押物贷款；广州上岸，外商借款给华商。这说明，工商业经营资本困难和需要社会提供借贷的普遍性。典当铺虽“子息取轻”为粮棉丝商提供贷款，但它最后并未转化为银行。乾隆嘉庆以来，商品生产和商品量都有了相应的发展，因此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发展较快，年度之内有大量的货币在各城镇间流转，依旧沿用着起镖运现的结算方式。按说，大量货币的运来运去，商人是会要求改变运现方式为汇兑方式的，可是账局只经营存款业务而不经营汇兑业务，故而账局只设在一城一地没有分支机构。这是因为，国内民间尚处在书信不通的历史时代，故不具备经营汇兑业务的条件。嘉庆道光年间，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大商业普遍实际着总分号制，以及出外经商做工人群增加，通讯成为社会的普遍要求，从而促成民信局的产生和发展，结束了我国民间书信不通的历史，为银行业经营异地汇兑业务是供了条件。民信局由浙江宁波商人创办和主要经营，发生于“嘉道年间”，传递书信之外，也捎寄包裹和少数银钱。民信局实行分支机构制，一家信局在许多城镇设庄，一个城镇有民信局几家到一二十家，故而能邮通天下。这就是票号产生的最主要的背景。在这种背景下，山西平遥县商人继承工商汇票的经验，于19世20年代（或道光初年）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山西票号——日升昌。山西票号迈向辉煌的成功经验一、 明确的产权和公司治理结构晋商当然不懂什么现代企业理论，但票号作为一个企业，其制度设计却与这套理论有许多不谋而合之处。现代企业理论强调，企业的效率来自产权明晰，而且最有效的产权形式是股份制。票号实行的正是股份制，票号的资本称为银股，分为正股与副股。正股是原始股，即初始的投资，通常由多个投资人出资。每股高者有1万两银子，低者有2000两银子，中间有5000两银子。股东多者有20多个，少者也有近10个。例如太谷志诚信共有21个股东。在这些股东中有一家最大，称为大东家。正股中还有倍本银和护本银，由原有股东所分的红利转化而来，以便增加资本，防范风险。正股不拿利息，只参加分红。银股中的副股是由东家、大掌柜及其他高层管理人员的分红转化为股份，但副股只拿利息，不参与分红，相当于向票号的贷款。由这种资本结构可以看出，它已经具备了现代股份制的两个特点。股权多元化和股权相对集中。在票号中代表所有者决策的是大股东，其他股东仅是参与分红。票号实行完全的两权分离，即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东家作为所有者只管两件事：任命大掌柜（总经理）和主持3-4年一个账期的分红，不参与票号的经营与管理（山西人把这种东家称为“甩手掌柜”）。有些票号在东家与大掌柜定的合约中还明文规定，东家平时不准去票号，不能向票号推荐人员，东家的三爷—少爷（儿子）、姑爷（女婿）、舅爷（小舅子）——不准进票号从业。这些规定旨在限制东家对实际经营管理的干预。东家最主要的责任就是选一个德才兼备的大掌柜，然后全权授权经营。这体现了“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原则。这种全权授权使票号出现了一批极为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在这种委托——代理关系下，东家承担无限责任，大掌柜有经营管理实权，但不承担经营中的风险。这也决定了东家在选择大掌柜时是极为慎重的。在票号的历史上，选人不当的事基本没有发生过。在大掌柜选定之后，就由大掌柜选择并组成自己的管理团队。大掌柜是票号经营管理的最高领导，全权处理号内外事务，既有决策权，又有执行权，包括内部制度的制定与执行、人员的选用、分号的设立与管理、资本调度及其它决策。大掌柜下设二掌柜，协助大掌柜处理全号事务，尤其是内部制度实施以及员工的考勤、生活安排等事务。有些票号还设有三掌柜，协助二掌柜工作，主要负责柜台（即对外）业务。这三人属于高级管理层，是票号管理团体的核心，但以大掌柜为中心。为了适应票号在全国甚至外国进行业务的需要，在总号之下又设分号（亦称分庄）。分号的设立由大掌柜决定，人员由总号派出。但分号并不独立从事业务，仅仅是整个票号这盘棋上的一个棋子。其业务由总号调度，也不单独考核分号的业绩。这表明，票号采用了垂直式管理的集权组织模式。这是因为票号的原则是“酌盈济虚，抽疲转快”，以加速资本的流转与运营。业务多为“南银北存”，即吸收北方达官贵人的存款，到南部商业发达地区放贷。票号实行垂直式集权管理与它们的业务特点是一致的。这就是现代组织行为学中所讲的战略目标决定组织架构。二、采取科学的内部管理制度票号在全权授权经营的治理结构下，没有出现过银号经理人贪污、携款私逃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这在世界企业史上也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的出现首先在于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这套制度包括对员工的管理，财会制度、防伪制度，以及相应的督察制度。票号中对员工的管理是极为严格的。这包括进入票号要有铺保（由与票号有业务关系的店铺提供担保），担保者对被担保者负全责，以及严格的规章制度。票号要求员工“重信义，除虚伪；节情欲，敦品行；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嫉恨；喜辛苦，戒奢华。“这种要求还明确为“十不准”：不准携带家属，不准嫖妓宿娼，不准参与赌博，不准吸食鸦片，不准营私舞弊，不准假公济私，不准私蓄放贷，不准贪污盗窃，不准懈怠号事，不准打架斗殴。违反者开除，不仅本票号，而且同行亦永不录用。这种对人的管理强调了员工的身份等级和对员工的人身控制。也许它不符合现代以人为本的观念，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允许的，也是有效的。票号有一套相当完善的财务制度。晋商的簿记制度是由明末清初山西思想家傅山先生创立的龙门账。它把全部商业活动按性质、渠道划分为进、缴、存、该四类，分别设立账簿核算。“进”指全部收入，“缴”指全部支出，“存”指包括债权在内的全部资产，“该”指包括投资在内的债务。其原则是：进一缴二存一该，或者该十进二存十缴。账目的平衡称为“合龙门”，故有龙门账之称。这一套会计账目在本质上类似意大利人创立的会计体系。票号的财务账目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但账目更为详细。账目总体上分为作为原始记录的流水账，分门别类的分类账（这种账按门类又分为20余种），以及记载现金来往的现金账。同一笔经营活动分别记入不同账目中，互相核对就可以防止内部人贪污等行为。1879年山西大旱，有外地捐款1万两由三晋源汇至太原的一家小票号百兴源，官府未及取出，被该号王鉴、车跃龙、贾世源私吞，此事在1883年查账时查出。这表明票号的财务簿记制度是有效的。票号实行“认票不认人，见票即付”的原则。为了防止假冒设计了一套防伪制度。这套制度包括精心印制汇票，如蔚泰厚的汇票由平遥一处印制，绿线红格，并有水印“蔚泰厚”三字；票纸有数，如有报废必报总号备案；书手固定，由一人书写，笔迹可辩；附加暗号，这种暗号类似今天的密码，又称密押制，其原则是“月对暗号，日对暗号，银总暗号，对自暗号。”用“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这十二个字分别代表12个月，用“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图自利，阴谋害他人，善恶终有报，到头必分明”这30个字代表30天；用“生客多察达，斟酌而后行”代表1到10，用“国宝流通”代表万千百十。对自暗号是再加一个暗号，如在汇票上写“谨慎生盘”。这种暗号还定期更换，以免泄密。这种制度既保证了业务畅通，又防止了外部人造假诈骗。为了保证这些制度的实施，票号中还有相应的督察制度，包括分号定期向总号汇报工作，既可以使总号了解各地情况，便于决策，又可以考察下面的工作，还包括总号派人去下面各分号考察业务和员工的业绩、纪律等状况。这些制度保证了票号的成功。三、注重对人才的培养和有效的激励机制制度要人执行，业务要人去做，企业说到底还是要有德才兼备的人。鼓励这些人去努力工作要靠激励机制。票号的成功亦不例外。票号的用人原则可以概括为三条：用乡不用亲，即所有人员一定是山西人（以祁太平为主），既可防止家族管理的弊端，又可用乡亲关系实现同心同德；德才兼备，尤其重视职业道德；必须有铺保，作为对员工的一种制约。在票号中最重要的是大掌柜。大掌柜由东家亲自选定。东家对大掌柜人选要多方考察，包括若干次面谈。东家对德才兼备的人才极为重视，发现人才不惜代价。在晋商票号中有一批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如日升昌的雷履泰、蔚泰厚的毛鸿翎、蔚丰厚的李宏龄、大德通的高钰等，以今天的眼光看也是相当优秀的。票号的管理骨干都是自己通过学徒制培养出来的。在选拔时就十分严格，如志诚信招收学徒的标准是：15-20岁之间，身高5尺，家世清白（三代无从事不良职业者），五官端正，毫无残缺，语言清晰，口齿伶俐，举动灵敏，善珠算，精楷书，与票号有业务关系的店铺担保。进号要经过面试与笔试。学徒为期3年。第一年干杂活，以考察品德为主；第二年学习业务，包括文化、写字、珠算、票号业务、骑马、蒙古语等；第三年跟师傅跑业务，在实践中学。票号内的许多中高层管理人员都是这样一步步提升上来的。他们忠于票号，忠于职守，且精通业务，保证了票号成功。票号极其重视激励机制。员工的待遇包括生活的供给制、薪金、休假以及独特的身股制。员工除假期外平时吃住在票号内，一日三餐水平相当高，衣着或由票号发，或给以现金补贴，日用品和度假的旅费亦由票号支付。薪金是让员工养家的，一般学徒期满后即可领取，从年薪2两或4两银子起，最高可至100两银子。据太谷协或乾的记载，100两和10两以下者并不多，70两者占员工的三分之一。这在当时已可维持小康的生活水平。票号中最有特色的激励机制是身股制。身股制就是全员分红制，它把票号的整体利益与员工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员工为票号的利益而努力工作。票号员工还有休假待遇。这些有效的选人、培训人和激励机制也是票号成功的重要原因。山西票号走向衰败的主要原因一、战争、货币、政治是影响票号兴衰存亡的三大外部因素从全部中国近代金融历史的发展演变来看，战争、货币、政治(政策)是影响金融业兴衰存亡的三大外部原因。票号的发展在“八国联军”侵入和辛亥革命风暴中受到的战争炮火和政治变革的猛烈冲击，对它造成了巨大创伤乃至致命打击。庚子之变后，山西票号虽还有过一次恢复性的兴隆，但这终究不过是“回光返照”，内部受损坏程度已经相当可观，勉强支撑了10年，到武昌起义成功，清朝统治被推翻，民国政府成立，它所有的特权和优势均不存在，就再也支撑不住这一大厦的倾塌。政治变革对金融业影响如此之大，但为什么性质相似的上海钱庄并没有因此而全面崩垮。这是因为钱庄并不象山西票号那样依附于清朝政府。票号结纳官吏，与政府关系密切，一旦革命爆发，政府的存款、汇款停止，汇兑协饷等无法再承做，资金来原断绝，而另一方面贷款不能收回，贷款只重个人信用不讲究物质抵押的风险完全暴露出来。既丧失了营业基础，又复遭受巨大的赔累和亏损，等待票号的就只有淘汰和消亡的命运。再上溯到太平天国时期，因战争阻滞，使各省应解京都的银两银元无法运到北京，清廷才允许票号承汇官款，这实际是为票号带来了新机遇。它由此扩大了营业规模，并由此建立和加深了与政府及官吏的特殊关系，票号又兴盛了数十年。说结纳官吏、与现政权关系密切是它兴盛的原因，也是它终于消亡的根缘，是合乎逻辑的推断。二、 山西票号制度不可客服的局限性山西票号走向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的原因很多，有太平天国的影响，有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打击，有甲午战争的摧残，有外国银行的排挤，也有自身内部的竞争。然而，很重要的一点，甚至是最根本的一点在于，山西票号的制度中，有其不可克服的局限性，以致于不能适应此后社会的发展。这种局限性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山西票号一般均采用无限责任制，这是其衰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实行无限责任制，就意味着资本家以其全部的家产做为票号债务的担保。一旦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况，资本家极可能一贫如洗，永世不得翻身，这使得其抗风险能力十分薄弱。而且，它实行联号制，与其它的产业有密切联系，更增加了导致其经营风险外部因素的多样化与复杂化。票号一旦破产，涉及面极广，会影响许多其它股东和工商业实体。第二，山西票号虽然做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但却没有形成更为科学合理的票号内部权力均衡机制。在总经理负责制的家长制特色下，总经理会拥有威胁到票号前途、从而威胁到股东利益的权力，但股东则只能依靠解聘做为惩罚手段。这种二元的权力制约机制很难达到一种合理的均衡。在以后的发展中，由于封建制的影响，没有能够进一步向三元制极力制衡结构发展，也正是其制度的失败性所在。第三，各个票号各自为政，难以联合起来组成具有较强抗风险能力的大金融集团，而且资本量小，所以竞争力就很弱，无法与后起的银行抗衡。各票号由于顾及到自身的利益，只把其他票号作为竞争对手对待，很难产生一种向心力。同时，由于单个的票号资本小，但业务量小，在采用无限责任制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经营危险。所以，加上清末这个战乱纷争的时期，其迅速倒闭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事情。另外，山西票号总部偏居一隅，信息占有量少，反应迟缓，也是它的弊端之一。它与封建官僚集团千丝万缕的联系， 使得其受政局影响也很大。这一切就成为山西票号自身不可克服的缺陷。到清末，时代发生大变动，而旧式票号却依然只看到票号表面的繁荣，没有能主动地顺应社会改革对近代沿海银行管理体制进行积极借鉴，以求自存，进行自我革新。这样，山西票号终因守旧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而为时代所淘汰。票号存在的历史不到100年，真正的辉煌也就是30多年。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我们也不能希望票号成为现代企业，它有其本身无法克服的时代局限性和弱点。许多使它成功的因素也成为使它走向衰亡的因素,但票号这位“乡下祖父”的许多做法仍值得我们借鉴。越走近票号，你就越会觉得它是一笔可贵的精神遗产。参考书目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商务印书馆，上海，1937。杨端之：《清代货币金融史稿》，三联书店，北京，1962。孔祥毅：《金融贸易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6月版。黄鉴晖：《山西票号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2年8月版。陈其田（台）：《山西票庄考略》，华世出版社 “中华民国67年”2月台一版。张国辉：晚清钱庄和票号研究[M].中华书局，1989.明代会票制度和山西票号的关系[A].山西地方研究[C].第二辑。五、账簿制度 组织完备，登记详密。账簿多至十几种 万金账（东伙开办合同、股利分配等）、 流水账（借贷、汇款、杂支、汇费、利息，与各 庄来往汇款）、 老账（即流水分类记）、 浮账（即活期存款）、汇兑账、存款账、 放款账及各地往来总账、本埠往来总账。【我国会计发展史】同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我国的会计发展经历了原始记录计量、单式簿记和复式簿记三个主要的阶段。大约在西周王朝前后，我国进入了单式簿记阶段。根据《周礼》记载，早在西周时代，就已经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会计工作组织系统，有"司会"、"司书"等会计官员专门从事会计工作。职内、职岁和职币等会计官员分别记录收入、支出和结余会计账簿。并建立了定期会计报表制度、专仓出纳制度、财物稽核制度等。东汉及以后，我国逐步形成了一套以"四柱清册”为核心的记账算账会计方法。在11世纪，中国的会计方法在当时世界上依然具有先导性作用。进入12世纪后，南宋的"审计院"设置，以及明朝的"都察院制度"、财物出纳印信勘合制度、黄册制度，以及继承两宋之制所实行的《会计录》编纂制度与钱粮"四柱清册"编报制度等，也依然闪烁着中式会计的历史光辉，为世界会计史研究者所肯定。公元1O世纪至15世纪中叶，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和资本经济萌芽在沿海地区的出现，中国的民间会计也有了一定发展，在此期间，不仅以"四柱结算法"为核心的中式会计的方法体系建立完善，而且账房组织制度已经形成，故中式会计在当时世界会计发展史上依然占有一定地位。明末清初还出现了以四柱为基础的"龙门账法"和"天地合账法"等记账方法。从15世纪中叶起，中国开始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科学技术方面落后于西方国家，自此，文明古国的会计占主导地位的时代过去了，近500年左右的世界会计史一直朝着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方向发展。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会计在吸收西方会计精华的同时，自身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假以时日，中国会计一定能重现历史的辉煌。考察百年的会计历程时无论远近，地毋分南北，凡粗通会计者，成知会计言行在记账、并账事务上；计较世纪的会计结果：民弗别内外，人莫辨长幼，凡研习会计者，皆晓会计思维于复式、平衡关系间。国仿效会计常用公式之形式，草拟会计演变进程及其成就之构成要素，计六项，曰：会计实绩：在特定时日反映出的通过专业行为取得的会计工作成果，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的专业贡献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影响的综合状态。会计学术：指导会计行为的专业理论。会计规范：制约会计行为的专业行事标准。会计变革：一定时期内会计行为综合变化的结果。会计进步：促进会计取得优异成果，为社会经济提供良好贡献以及由此产生积极社会影响的会计专业行为。会计弊端：阻碍会计取得工作成果，为社会经济提供劣质贡献以及由此产生消极社会影响的会计专业行为。在上述六要素中，会计实绩、会计学术、会计规范等要素、从静态方面反映着特定日期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会计状况，代表了特定日期会计的一般水平。会计实绩状态与同时的会计学术、会计规范水平相匹配，特定的会计实绩状态为与之同时存在的会计学术、会计规范水平所制约，而会计学术、会计规范则决定着同时的会计实绩状态。其中：会计学术的丰富、发达程度在专业理论和技术意义上引导、指导会计行为的发展趋势，从而决定着同时的会计实绩状态；而会计规范的涵盖、健全程度则在行事标准和操作依据意义上约定、判断会计行为的正确和有序，从而决定着同时的会计实绩状态。上述诸要素间的相互关系可表述为：会计实绩=会计学术十会计规范六要素中的会计变革、会计进步、会计弊端等要素，从动态方面反映着一定时期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会计发展状况，代表了一定时期内会计的变化程度。会计变革情况取决于同时期的会计进步和会计弊端两要素的共同作用，一定的会计变革结果被与之同期存在的会计进步、会计弊端程度所左右。其中：会计进步在促进会计为社会经济发挥积极作用的意义上，推动着会计与社会进步相适应地同步健康发展，从而决定着同期的会计变革情况；而会计弊端则在阻碍会计为社会经济履行应有职能的意义上，导致会计与社会进步不相适应，甚或出现与社会发展相背离，从而决定着同期的会计变革情况。上述诸要素间的相互关系可表述为：会计变革=会计进步—会计弊端纵观百年的会计历程，会计的每一进、退步伐，无不验证着上述诸要素的存在及其相互关系。例如：20世纪30年代，面对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变化，植根于长期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式簿记面临着西式复式簿记严峻的挑战和冲击。有鉴于此，会计界的有识之士发起改良中式簿记运动，对传统的中式簿记首次考察其历史，分析其现状，肯定其可用，剔除其不利，并参以西式复式簿记的精华，形成对中式簿记的系统总结与改良，重塑为集中式、西式簿记长处于一身的改良中式簿记。一时间，习者似潮，从者如流，亦为后来推行西式复式簿记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此乃由会计进步而致会计变革修得善果、及致会计实绩获积极状态之证明。再例如：20世纪60年代，“文化大革命”历经十载，社会生活失序，人民思维单一，法治荡然无存，经济濒于崩溃。于会计领域：理论研究空白，规范大破不立，运行秩序失调，操作缺依乏据，基于此，会计几致瘫痪。此乃由会计倒退而致会计变革终获恶果、累致会计实绩处消极状态之证明。古训有云：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李世民《旧唐书。魏征传》）；故典言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战国策。赵策一》）；西哲亦称：读史使人明智（Histories make men wis）（F.Bacon《Essays》）。值此世纪更替之际，反顾百年会计历程，咀嚼个中辛甘滋味，以此告慰昨天、启迪来日，堪为益事！今试以百年会计进程为对象，揭其荦荦大者，赫赫显者，借用世纪凭证、世纪账簿和世纪报告的形式，连缀成文，以为中国世纪会计之回顾。
Kiwi琪薇
票号亦称“票庄”、“汇票庄”或“汇兑庄”。商业资本转化而来的旧式信用机构。因票号多为山西人开设，又被称为“山西票号”或“西号”。
山西票号以平遥、太谷、祁县三帮势力最大。票号产生的时间说法不一，通常认为是由清代山西商人雷履泰的天津西裕成颜料庄在道光初年演变而成。票号有合资、独资之分，股东负无限责任制，资本额较钱庄为大，自二三十万至四五十万两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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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对货币金融提出了新要求。中国的封建社会经济，到了明代中叶以后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国外白银流入的刺激，商品货币经济有了较为明显的发展。这种发展延续到清代前期，特别是康熙、乾隆时期，国内政治安定，农业生产发展，商品货币经济较前更为活跃。
国内市场扩展，不但有众多地方性市场兴起，而且全国的大市场也在逐步形成之中。清人刘献廷说：“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以分其势，西则维汉口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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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号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金融机构，主要从事金银的汇兑业务。在这其中，尤以清朝末年的“山西票号”名气最大，不仅覆盖面积广泛，而且业务种类齐全，已经初步具备了近代银行的许多职能。
不过，票号既不是发端于山西，更不是出现于清朝，早在唐朝时就有了票号业的雏形，称作“飞钱”。宋朝时，更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过，真正作为一种主要的专营汇兑的完备信用机构，的确是形成于清朝的中后期，形成于山西。
山西的票号业，主要以晋中的“祁太平”三县为核心，分别是祁县、太谷和平遥。尽管存在异议，但通常都认为，平遥商人雷履泰在道光三年时设立“日升昌票号”，标志着票号业的正式形成。
不过，直到祁县商人乔致庸时期，他通过设立大德通票号，才初步实现了“汇通天下”的伟业，将票号业务推向了高潮。关于这点，电视剧《乔家大院》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演绎和生动的刻画。
文史不假作为山西祁县人，老家牛家堡村距离乔家大院的所在地乔家堡村，也不足五公里的距离。今天，抱着比往昔文章中更多的一些乡情，分析票号业务在中国的逐步兴起和衰亡。
一、如何兴起
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国的封建社会经济对于货币金融萌生了新的要求，尤其是从明中期以后，在国外白银大幅度流入的刺激下，商品货币经济有了较为显著的发展。
在满人入关建立清朝后，特别是到了康熙、雍正和乾隆时期，也就是“康雍乾盛世”时，国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相对的安定，商品货币经济自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据刘献廷编撰的《广阳杂记》记载:
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以分其势，西则惟汉口耳。
可见，商品货币经济在当时不仅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且，区域间发展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也表现得愈发明显，十分突出。
为了加速商品的流通速度和流通范围，自然要求货币的周转更为迅速，逐渐对货币金融提出了新的要求。
受此影响，开始促使封建金融机构突破以往的业务范围，尝试向信贷领域逐步过渡和拓展，逐步形成了一种专营钱钞货币汇兑业务的机构，称为“票号”或“票庄”。
到了道光初年，山西商人雷履泰敏锐地察觉到汇兑业务的广阔发展前景，大胆将普通的颜料庄“西裕成”改组成为专营汇兑的票号，起名“日升昌”。由此开始，山西乃至全中国的第一家票号正式出现。
雷履泰在创立“日升昌”之初，主要是以经营汇兑业务为主。不过，受阻于地域的限制，票号业在初期发展后，很快就遇到了自己的发展瓶颈。
由于山西商人货通天下，商品涉及茶叶、药材、绸缎、瓷器等各类，之前一直沿用托镖起运金银的方式，已经显现出诸多的不便。而票号业在初形成时，覆盖范围十分有限，这就是它发展中遇到的最大瓶颈。
“日升昌”票号为了打破这种行业局限，先后在北京、上海、天津、汉口、西安、济南、成都、开封、重庆、南昌、长沙、厦门、广州、苏州、扬州、南京、镇江、奉天等地，纷纷设立了自己的分号。
之后，票号不仅业务量越来越大，而且业务种类也越来越多，从以往单一的汇兑业务，逐步扩展到存、放、汇、贷和中间结算等多种业务。一句话，票号业在形成后，逐步发展和完善，最终开始全面兴起。
二、逐渐发展
要提票号业的发展，必然不能绕过一个人，他就是电视剧《乔家大院》的主人公乔致庸。虽然不是他爸创造了票号，但正是在他的不懈努力之下，票号业才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初步实现了“汇通天下”的夙愿。
乔致庸（1818年——1907年），字仲登，号晓池，山西省祁县乔家堡村人。他是清朝末年时最著名的一位晋商，被人尊称为“亮财主”。
乔致庸虽出身于乔家这样的商贾世家，但是自幼就父母双亡，由兄长乔致广将其抚育成人。从小开始读书习文，向所有商人后代一样，意欲走上一条仕途之路。可惜，在仅仅考取秀才后，兄长便因病故去。
为了撑起这份家业，乔致庸只得弃文从商，改变了自己的初衷。关于这段历史，《乔家大院》演绎得基本属实，没有太过修改和胡编。
乔致庸执掌祖业后，本着“人弃我取，薄利广销，维护信誉，不弄虚伪”的原则，一步步将乔家的生意做大做强，成为了山西当地最著名的商户之家。
乔家壮大后，为了进一步顺应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乔致庸将大德兴改名为大德通，将原先主营的茶叶、药材和皮货等业务，转向了票号业。从此，乔家票号逐步扩散到了全国各地的主要商埠和码头，成为全中国最大的一个票号。
在电视剧《乔家大院》中，乔致庸经商选择尽量避免和官府打交道。可真实历史却并非如此，乔家的崛起和清廷大有关联。
1875年，左宗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负责平定新疆，履行自己的塞防主张。但是，清廷的国库中却拨不出银两充作军饷。除了向国外借款外，左宗棠还要求民间积极募捐战款。对此，许多的富户都消极回避，惟有乔家在大局面前慷慨相助。
在西北的战事平定以后，左宗棠奉旨回京，途径山西时专程拜访了乔致庸，并且为乔家题写对联一副：
损人欲以复天理，蓄道德而能文章。
1900年，伴随着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城，慈禧太后仓皇逃往陕西西安避祸，途径山西省祁县时，已经是完全的狼狈不堪。伴驾西逃的内阁学士桂春，屈尊向山西商人写信:
銮舆定于初八日启程，路至祁县，特此奉闻，拟到时趋叩不尽。
乔家立即将大德通票号隆重装典，作为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临时行宫。为了解除慈禧銮驾的窘境，还主动提供了十万两白银做路费以示孝敬。慈禧太后大为感动，为乔家亲题四个字：
福种琅环。
今天，这四个字就悬挂于乔家大院的正门。
慈禧在庚子国难后返回京师，清政府立即将各省的公款汇兑业务，下放交与晋商票号办理。由此，山西票号赢得了丰厚的利润和回报，据《山西票号史》记载:
大德通票号在光绪十年时，每股分红是八百五十两；光绪十四年时，每股分红增长到三千两；而到了光绪三十四年时，每股分红增长到一万七千两。
就山西票号这种增长的势头和规模，是其他任何的行业都难以企及的。
三、主要利润
在票号业发展的黄金时期，仅乔氏一家的票号，一年的流动资金就达到了白银八百万两到一千万两之多。那么，在如此巨大的流动资金背后，究竟包含了多少利润。
票号行业的利润，大致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汇费收入
这是票号的最初主营业务和利润来源，也很容易理解，就是通过每一笔的汇款来收取相应的汇费。
（二）利息收入
在初期的汇兑业务扩展延伸后，票号开始经营存、放款的业务，赚取其中利息的差额，称为利息收入。
（三）损耗余利
由于中国疆域广阔，各地流通的白银，其成色和品质并不统一，而且差别甚大。为了建立统一的标准，通常以总号的存银为衡量依据，会以成色和比重不足为由，收取少量的损耗费用。
（四）代捐收入
面对不断的内忧外患，清廷早已财政枯竭。于是，一系列的苛捐杂税便接踵而至，比如海防捐、车马捐、煤炭捐、河捐、路捐等等。通常，清廷多会委托票号代捐，而每一笔的代捐，都有相应的手续费。
（五）其他收入
清后期时，政府大量向国外银行进行各种的借款，而通常情况下，国外银行不会运来沉甸甸的真金白银，只能通过票号作为双方的中间人。类似于这种服务所得，就是其他收入来源。
对于一向谨慎保守的山西商人，经营票号的本金，通常都是祖上几代贩卖茶叶、布匹、粮食、药材等生意的积累所得，很少有负债经营的。而且，在具体的经营中，山西票号采取掌柜负责制，类似于今天的职业经理人制，其管理也比较科学和严谨。因此，票号业的利润是非常可观的。
粗略统计，乔致庸除了拥有“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乔家大院以外，还在全国各地拥有票号、店铺等不下200多处，总资产绝对在几千万两白银以上。
四、票号业的衰亡
山西票号的发展高峰期，得益于与清政府的大量资金往来，从巨额的国库公款中获取了丰厚的利润。据《山西票号史料》记载:
辛亥革命前，山西票号年平均汇兑公款四百五十五万两白银。1906年的汇兑公款数，竟然达到了两千两百多万两。
而且，与普通客户5‰——10‰的汇兑费用相比，政府承汇的汇费相当高，竟然达到了2%——5%。诚然，这其中与各级官员需要支付数额不等的行贿费用，但算下来的净收入，依然要明显强于普通的汇兑收入。
不过，山西票号与清廷之间太过于密切的资金往来和过度的长期依赖，成为其日后衰亡的最大隐患。
1905年，清政府设立自己的户部银行，仿效西方国家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同时规定，各地应上缴户部的所有款项，一律交户部银行兑缴京师，不再通过民间票号。
1908年，清政府设立了官办的交通银行，逐步抢占了原属票号的其他业务。这样，票号的业务范围被日益挤压。
1910年，英国人麦边的诈骗行为，引发了“橡胶股票风潮”，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下，中国的各类票号和钱庄均损失惨重，彻底转变为衰落期。
如果说，山西的票号业在面临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变革时，尚能苦苦支撑的话。那么，辛亥革命就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清王朝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而长期依附于清政府的票号行业，自然遭到了灭顶之灾。据吴钩所著的《山西票号的信用》记载:
辛亥革命前夕，全国尚有二十六家票号存世，之后逐年递减。到1934年时，只剩下三家山西票号“大德通”、“大德恒”和“三晋源”还在垂死挣扎。
中原大战后，冯玉祥溃败逃亡，其军需粮草皆由乔家在包头的商号垫支。保守估计，乔家因此而损失的粮食在五百万石以上， 大洋在一百五十万块以上。
侵华战争期间，日军攻入包头后强占了乔家所有的店铺。再经历了之后的解放战争，乔家的生意已经是奄奄一息，再无回天之力。这种结局，恰恰是晋商票号官商一体的必然。
五、票号业的反思
从票号业的兴起和消亡历程不难看出，尽管它存在过相当的时代进步性，但却并未真正顺应时代的发展趋势。尤其是，新式银行出现后，票号业对这一新兴事物太过排斥，仍然坚持自己长期一贯的内部管理体制和模式。
随着清政府设立了自己的官办银行，大幅度侵蚀了原来票号的业务。山西票号业中，曾出现过联合改组设立新式大银行的呼声，但很快遭到了票号中保守和顽固派的坚决阻挠。最终，票号业丧失了这一次最后自救的机会。
辛亥革命爆发后，给本就举步维艰的票号行业以致命打击。由于票号的主要财源和重心皆在南方，而辛亥革命又率先爆发于南方，而且，随着战争的不断深入，工商业和手工业都相继破产和倒闭。加之，百姓对于战乱的恐慌，在全国范围内都出现了挤兑风潮。
那时，倘若山西票号在北方的大本营能有充足的白银储备，尚有可能应付挤兑。但事实却是，许多票号缺乏储备，因无力应兑而被迫倒闭，即便有幸存下来的，也都声誉严重受损。
总得来说，辛亥革命还只是票号业衰亡的直接导火索，并不是根本原因。
文史不假个人认为，票号业灭亡的根本原因，还在于自身的固步自封，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缺乏准确的判断，对于新式的银行太过于仇视，缺乏一种与时俱进的态度。
六、票号业的传承
票号业虽然已经消亡了将近七八十年，俨然就成为了历史的过往。但是，票号业对中国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的发展和影响却是功不可没的，为近代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独特的推动作用。
基本上，票号所创立的一系列业务、制度、手段甚至某些管理理念，依然存在于今天的现代金融业中。
在大力提倡诚信经商的今天，山西票号的诚信精神更需要被大力弘扬。票号内部坚持认为:
与人相对而争利，天下之至难也。
山西票号摒弃了“商人只逐利”的片面思想，旗帜鲜明的树立了义利思想，认为义字当先才是商人应具备的诚信本质。
还是以最具代表性的晋商乔家为例，在乔致庸过世后，乔家的票号已经处于日薄西山的境地。但是，乔致庸的后人依然延续着乔家祖训，坚持义在利前的思想。
中原大战结束，阎、桂、冯被蒋军击败，山西境内出现了经济衰退。阎锡山之前发行的晋钞大幅度贬值，只得通过发行新币来缓解经济压力，同时变相转嫁责任给普通百姓。
当时，已经深处困境的乔家票号，完全可以遵照政府的要求，废除旧币，收兑都用新币。甚至，还可以借此机会伺机实现翻身。但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声誉和百姓的利益，大德通票号坚持继续收旧币，虽然造成了票号的巨亏，但却维护了诚信经商的招牌。
“义在利前”的商业理念，是由山西票号所极力推崇并维护的准则。这个准则，同样适用于今天的金融业和其他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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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票号，又称汇兑庄或票庄，是一种金融信用机构。开始主要承揽汇兑业务，后来也进行存放款等业务。山西票号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具体来说主要是： 第一，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对货币金融提出了新要求。中国的封建社会经济，到了明代中叶以后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国外白银流入的刺激，商品货币经济有了较为明显的发展。这种发展延续到清代前期，特别是康熙、乾隆时期，国内政治安定，农业生产发展，商品货币经济较前更为活跃。国内市场扩展，不但有众多地方性市场兴起，而且全国的大市场也在逐步形成之中。清人刘献廷说：“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以分其势，西则维汉口耳。”（刘献廷《广阳杂记》卷四）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商品的转轨开辟了广阔的流通幅度，自然地对货币金融提出了新要求，促使封建金融机构开始突破单纯兑换范围，逐步过渡到信贷阶段。另方面，埠际贸易开展，使商品流通幅度扩大，出现了不同地区债务清算和现金平衡等新问题，于是需要汇兑专业化。 第二，社会商品货币经济已有所发展，对金融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条件。银币的广泛使用，大致是从明英宗正统时（1436——1449）田赋折收金花银开始，万历年间（1573——1620）实行一条鞭法，规定向政府交纳的田赋、徭役、土贡、杂役等按人丁土地的一定比例全部并入地亩，折银征收。这一税制改革，是中国历史上封建劳役经济转向货币经济的一大进步。但是后来由于社会危机的加深和货币使用普及受客观条件的约束，一条鞭法并未能全部贯彻执行。清初，对赋役规定银米兼收，后来除了部分清粮外，几乎全部征收银两和钱。17世纪后，清朝的征收赋役和发放薪饷一律用银。而且货币地租也有新发展。 我们知道，从产品地租到货币地租的转化，要以商业、城市工业、一般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有了比较显著的发展为前提。这种转化还以产品有一个市场价格，并或多或少接近自己的价值出售为前提。而且，没有社会劳动生产力的一定程度的发展，这种转化也是不能实现的。以上货币地租的出现，充分反映了社会货币经济在过去的基础上已有所发展。此外，由于商品货币交换日趋频繁，民间为了交换方便，除了用银外，还在一些地方出现了用钱和纸币的现象。如广东，小民贸易“喜用钱”；（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五）福建“多用纸票，自四百以至千万……听人自便”。（施鸿保《闽杂记》卷九） 第三，早期金融组织帐局、钱庄的出现，为山西票号的产生创造了条件。雍正时，我国北方已出现与商业发生借贷关系的金融组织，称帐局，又称帐庄。帐局主要分布在北京、天津、张家口、太原等商埠，经营者多为晋人。雍正时，中俄恰克图贸易开始，乾隆时成为中俄“两国通商的咽喉”，而内地商民到恰克图贸易，强半皆山西人，由张家口贩运这些绸缎布杂货等，易换各色皮张、毡毛等物。长途贩运，商品流转周期长，每周转一次，有时需一年，需社会信贷的融通与支持，以完成长途贩运，故晋商最早设立帐局放太原、纷州、张家口、库伦。乾隆元年（1736）张家口祥发永帐局，即汾阳商人王庭荣经营，资本四万两。（《山西票号史料》第10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乾隆六十年（1795），“汾、平两郡，多以贸易为生，……富人携资入都，开设帐局。”（李燧《晋游日记》）嘉庆（1796——1820）时，北京永泰公、亨记和大州玉分号帐局皆是晋商所设。由于贸易的扩大和交换的需要，乾隆时已出现经营兑换银钱业的钱庄，如北京从康熙时（1662——1722）到道光十年（1803）前，先后开设钱铺 389家。据《皇朝文献通考》卷16（钱币四》载：“京城……兑换之柄，操之于钱铺之手，而官不司其事，故奸商得任意高昂，以图厚利。”王安说：“今京师民间市易，自五百以下，皆用钱票。”（王鎏《钱币刍言》）上海从乾隆五十一年（1786）到嘉庆二年（1797）前陆续设钱庄 124家，乾隆后钱庄业务发生变化，渐从银钱兑换向信贷转化。同时，由民间钱庄签发的钱票，已在一些地区使用和流通。山西巡抚申启贤说：“晋省行用钱票有凭帖、兑帖、上帖名目。凭帖系本铺所出之票，兑帖系此铺兑与彼铺，上帖有当铺上给钱铺者。此三项均系票到付钱，与现钱无异。”（清档军机处录副，山西巡抚申启贤复奏《钱票不能禁止及山西钞票流通情况折》，道光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当时，钱票已在北方山西、直隶、陕西、山东等省流行，因“西北诸省陆路多而水路少，商民交易势不能尽用银两，现钱至十千以上，即须马驮车载，自不若钱票有取携之便，无路远之烦……甚便于民。”在东南沿海，也未因使用洋钱而排斥钱票流通，如上海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已成立钱业公所，其中资力雄厚钱庄大多与南北洋的船业发生资金关系。 典当业是起源很早的行业。清嘉道以来，由于部分商业资本转化为高利贷资本，使高利贷资本异常活跃，其中最典型的是典当铺。典当铺又称当铺、质库。康熙三年（1664）全国有当铺二万多家，其中山西商人开办的就有4695家。（参阅孔经纬《中国资本主义史纲要》，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清人李浩说：“典当铺江以南皆徽人开办，江以北皆晋人开办。”（李健《晋游日记》）印局，是一种高利贷形式。清人祁隽藻说：“窃闻城内外，现有殷实山西等省民人开设铺面，名曰印局，所有大小铺以及军民人等俱向其借用钱文，或计日，或计月清算。”（张正明、薛慧林《明清晋商资料选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张杰《津门杂记》称：“印子钱者，晋人放债之名目也。每日登门索道，还讫盖以印记，以是得名。是虽盘剥小民，然剜肉医疮，亦权济目前之急。”由上可见，在票号产生前已经出现了因商品货币经济发展而产生的各种类型金融机构，这就是说票号的产生是在上述货币经济发展、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活跃，出现了一些金融机构的基础上而产生的。 第四，镖局运现已不能适应越来越扩大的货币交割需要。在商品交易过程中，由于商人异地采购业务的不断扩大，现银调动额数也越来越大，次数也越来越多，因此既安全又快速运现就成为一个突出问题。镖局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应运而生的专门运现机构。所谓镖局，以“雇佣武艺高超的人，名为镖师傅，腰系镖囊，内装飞镖，手持长枪（长矛），于车上或驮轿上插一小旗，旗上写明师傅的姓，沿途强盗，看见标帜上的人，知为某人保镖，某人武艺高强不敢侵犯。重在旗标，故名标局。”镖局起运的骡驮子，人称“标驮子”。每一驮可驮银3000两。山西祁县是著名的戴氏心意拳发祥地，有武功之人不少，而山西商帮遍布全国各大商埠，商品交易中常需运现，放开设源局者山西人居多。卫聚贤《山西票号史》载：“考创设镖局之鼻祖，仍系……山西人神拳张黑五者，请于达摩王，转奏乾隆，领圣旨，开设兴隆镖局于北京顺天府前门外大街。”（卫聚贤《山西票号史》）卫聚贤还进一步推论，镖局是明末清初顾炎武、傅山、戴廷轼为反清复明，以保护商人运送现银而设。镶局不论何时开创，山西人业此行者不少。直至清末尚有不少山西人开办的镖局，如山西榆次人安晋元在张家口开办有“三合镖局”，王福元在蒙古三岔河开办有“兴元镖局”。此外还有“志一堂”、“长胜”、“三义”、“无敌”等镖局，太谷车老二，祁县戴二阁等都是有名的镖师傅。（孔祥毅《近代史上的山西商人和商业资本》，《近代的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镖局运现一般是按季起运，以归化城镖局来说，凡运往直隶的白银，路线是经平型关、骆驼峪，达平山、唐县；运往山西的白银，由杀虎口，往雁门关，达祁县、太谷。但是镖局运现，随着社会的动荡，土匪四起，已不安全。因此，山西商人随着商业贸易的扩大，靠镖局运现确已远远不能适应业务发展要求，更何况镖局运现时间长、费用高，安全系数低。在这种情况下，以经营汇兑为主的票号自然就应运而生了。 票号由晋商首创，原因为： 其一，晋商资本积累比较雄厚。如前所述，早在乾隆时，山西商人资本“百十万家资者，不一而足”。 其二，晋商经营活动的需要。山西商帮多数从事长途贩运，商品流转和资本周转慢，垫支资本大，在资本不足的情况下，就需要向社会借贷。例如山西商人贩运福建武夷茶，或安徽霍山茶，或湖广茶，经水陆之途运销至北京、归化城、张家口、蒙古草原、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恰克图和西北兰州、新疆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路程数千里，资本用量大，周转慢，需要大量货款，为了适应营销活动需要，山西商帮首先创办了账局，经营存放款业务，后来，在账局的基础上而形成票号。 其三，晋商的商号之间资金调拨和结算的需要。晋商商号遍布全国各地，形成一定规模的商业网络。而各地商号的盈利，均须解回山西总号，统一结账分红，同时总号与分号之间，也要发生资金调拨。过去对此均采用由镖行保镖运现银形式。但是由于乾嘉以来社会极不安宁，保镖运现极不安全。为了解决运现银问题，于是以汇兑形式出现的山西票号就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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