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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建于南朝陈永定二年(公元558年),始名“金仙庵”。后扩建为寺。隋朝开皇九年(589年),来自天台山的无际禅师募资进行扩建,改名“金仙寺”。唐朝景云二年(711年),金仙寺住持志彦法师奉诏入宫,讲解《四分律》,睿宗赐号为聪明禅师。因志彦禅师向睿宗奏报了无际法师在金仙寺持诵《法华经》时,有“感石上涌白泉”之异,睿宗赐寺名“灵岩寺”,并命书法家柳公权书“灵岩寺”额悬挂在寺门之上。至此,灵岩寺名扬天下,被称为闽东一大丛林。宋朝时,凤凰山(又称南山)佛教寺庙盛极一时,在地方官僚的支持下,共兴建了2寺、10院、120庵。宋太平兴国元年(976年),宋光宗赐额广化寺,并修缮庙宇,使之“檐楹相摩,轩宇层出”。979年,宋政府在莆田设置地方政府“兴化军”,故民间有“未出兴化,先有广化”之说。宋朝时,广化寺建筑雄伟,所属庵堂庙院众多,僧尼千余人。元朝至正元年(1341年),广化寺毁于战火。直到明朝洪武至永乐年间(1368-1424年)才陆续得到重建,逐渐恢复当年的盛况。明成化进士黄仲昭咏灵岩寺诗称:“灵岩一百二十寺,多少楼台锁夕曛”。明世宗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时,广化寺遭倭寇侵扰,再次化作焦土。以后的历任住持慧广、极中、源彻等法师相继修复。到万历八年(1580年)时,慧广等募建法堂;十六年(1588年)时,云章、圆材等法师修复溪声阁、大雄宝殿;三十九年(1611年)时,法果法师募建山门,第二年真一、法果等又修建了藏经阁、巢云楼和香积厨。清朝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镇守福建兴泉等处总兵王万祥见广化寺年久失修,捐俸进行了维修,并将法海寺、小南山庵并入今广化寺,使寺庙规模扩大。并刻石立碑记之,至今碑仍保存在寺内。后又常年失修,日趋衰落,到光绪十二年(1886年),只有观音阁保存,仅住2名僧人。光绪十六年(1890年),善和法师住持广化寺,立志重建古刹。通过四方募化,陆续重建了大雄宝殿、客堂、禅堂、方丈、净行堂等,形成今天寺庙的格局。1910年,宣统皇帝御颁了《龙藏》7000余卷给广化寺,本如法师又在法堂之上加盖了藏经楼。1933年,又重修观音阁,重建天王殿,使广化寺殿堂更加完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广化寺由僧人自主管理。1949年,住寺僧人约60人。至1965年,仍有57名僧人住寺,他们一边念经修持,一边耕种田地,看护山林,过着“农禅并重”的生活。“文化大革命”中,广化寺被迫关闭,僧人流散,佛像被砸,殿堂也改作厂房。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全面落实,这座千年古刹也重现辉煌。1980年2月,福建省政府批准广化寺作为宗教活动场所对外开放,相继成立了“莆田县广化寺修建委员会”,对古刹按旧观进行全面修复。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在海外侨僧和信徒的热心资助下,1984年12月,广化寺的主体修复工程宣告竣工。12月7日(农历闰十月十五日)举行了隆重的开光法会,中外佛教界人士1400多人参加这了一庆典。修复后的广化寺占地面积达3.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为1.7万平方米。整座寺庙沿山势自然上升,层次分明,错落有致。在坐西朝东的中轴线上,分布有照壁、牌坊、山门、放生池、天王殿(弥勒殿)、大雄宝殿、法堂(上为藏经阁)、卧佛殿(下为祖堂)等,全长385公尺,主体突出,巍然壮观。东侧次第为东罗汉殿、钟楼、五观堂、伽蓝殿、尊客尊、水云乡、圆通门、溪声阁等建筑。西侧次第为西罗汉殿、鼓楼、学戒堂、祖师堂、净行堂(念佛堂)、烟霞窟、方丈室、看山楼。寺后东西两角的最高的密林深处,相对耸立着观音阁和小南山,玲巧别致。漫步其间,可尽览全寺风色,聆听溪声、泉声,眼下殿堂密布,身后竹林松柏,清净幽远,令人心旷神怡。这次修复,耗资上千万。寺庙规模比原来也有所扩大,照壁、山门与牌坊都向前推移重建。在东西两侧也增建了东西罗汉殿和看山楼。罗汉堂内新塑着五百罗汉像。每尊坐像高1.5米,面谱、服饰为印度式,神态各异,栩栩如生。在天王殿内供奉着弥勒佛、韦驮、龙天以及5米多高的四大天王像。山门左右塑有4米多高的密迹金刚,观音阁中有8米高的观世音立像。这些塑像都是修复时塑造,造型庄严,雕刻精致。大雄宝殿为清光绪年间的建筑,建于2.7米多高的台基之上,面阔5间,进深4间,高22米,建筑面积837平方米。重檐歇山顶,殿顶瓦片每块重3.2公斤。殿后部的外檐下还保存宋代的4根瓦楞形石住。大殿正中供奉着3尊高达5米的金身佛像。两侧列坐着十八罗汉像,也为泥塑金身,每尊高2.5米。大殿雄伟壮观,堂内佛像庄严,法物、法器完备。广化寺对一些具有历史文物价值的古迹也进行了认真的保护。寺东侧的释迦佛舍利塔,是宋乾道元年(1165年)以前所建。现由政府拨款修整,列为省重点保护文物。塔旁的普门寺,是唐末御史黄韬所建的“东峰书堂”故址。寺内还保存一对经幢,上刻有《佛顶尊胜陀罗尼》,为宋治平二年(1065年)建造的文物,现移建在弥勒殿前广场上。寺内的郑三先祠为纪念舍地建寺的名儒郑露三兄弟讲学遗址,祠内有一“开莆来学”的匾额,另有一“南山樾萌”石匾,是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真迹,十分珍贵。1983年,广化寺被国家列为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现为福建省十佳风景区之一。自1979年至1986年,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圆拙法师任广化寺方丈,他要求广化寺不卖门票、不搞经忏,要求僧人农禅并重。寺后有100多亩山林,种上了果树、香蕉等。1986年,广化寺推举36岁的毅然法师任方丈。1990年换届选举中,又选出学诚法师任方丈。学诚法师是毕业于中国佛学院的研究生,接任方丈时年仅24岁,是全国重点寺庙中最年轻的方丈。寺内设有福建佛学院男众预科班、福建甫田南山广化寺僧众培训班以及佛经流通处,全寺共有僧人200人。广化寺的僧人修持、寺庙管理有一套严格的制度,方丈、当家都以身作则,雷打不动,使制度落到实处。这里藏书丰富,僧人注意研读佛经、提高文化水平,发展佛教文化事业。1990年,广化寺被中国佛教协会列为三座全国样板寺庙之榜首。广化寺与东南亚各国佛教界有着广泛的联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有20多名广化寺僧人到东南亚各国传播佛教,在那里建立廨院。现广化寺在南洋有廨院7年。1979年以来,东南亚、日本等国佛教界人士经常前来进香朝拜。1989年,圆拙法师率广化寺僧人到新加坡广化寺开光法会。在广化寺的照壁上,书写着赵朴初先生的题词:“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这是时代对中国佛教界的要求,也是广化寺僧人的心愿。1983年,广化寺被国家列为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现为福建省十佳风景区之一。自1979年至1986年,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圆拙法师任广化寺方丈,他要求广化寺不卖门票、不搞经忏,要求僧人农禅并重。寺后有100多亩山林,种上了果树、香蕉等。1986年,广化寺推举36岁的毅然法师任方丈。1990年换届选举中,又选出学诚法师任方丈。学诚法师是毕业于中国佛学院的研究生,接任方丈时年仅24岁,是全国重点寺庙中最年轻的方丈。寺内设有福建佛学院男众预科班、福建甫田南山广化寺僧众培训班以及佛经流通处,全寺共有僧人200人。广化寺的僧人修持、寺庙管理有一套严格的制度,方丈、当家都以身作则,雷打不动,使制度落到实处。这里藏书丰富,僧人注意研读佛经、提高文化水平,发展佛教文化事业。1990年,广化寺被中国佛教协会列为三座全国样板寺庙之榜首。广化寺与东南亚各国佛教界有着广泛的联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有20多名广化寺僧人到东南亚各国传播佛教,在那里建立廨院。现广化寺在南洋有廨院7年。1979年以来,东南亚、日本等国佛教界人士经常前来进香朝拜。1989年,圆拙法师率广化寺僧人到新加坡广化寺开光法会。在广化寺的照壁上,书写着赵朴初先生的题词:“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这是时代对中国佛教界的要求,也是广化寺僧人的心愿。
蹦蹬的小兔子
梁思成(1901-1972)中国近代著名的建筑教育家、古建筑文物保护与研究和建筑史学家。广东省新会县人,梁启超长子。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流亡日本时,梁思成于1901年4月20日出生日本东京,1912年随父返国。1972年1月9日卒于北京。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1924-1927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院研究世界建筑史。1928年回国,创办东北大学建筑系并任系主任,是我国建筑教育的开拓者之一。1933-1946年,任中国营造学社法式组主任。1934年任国民政府中央古物保存委员会委员,1944年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任。1946年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营建系)并任系主任直到逝世。他还曾任中央研究员院士,美国耶鲁大学聘任教授、普林斯登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和联合国大厦设计委员会成员等职。从1949年起,先后任北平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和北京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 。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梁思成的一生中,除了在建筑教育、城市规划等方面做出的开拓性不朽贡献之外,最为突出的是古建筑文物的保护与调查研究工作,他在中国营造学社的十多年间,以他身体和学术的最强壮年代,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运用近代科学技术对我国众多价值的古建筑进行了勘察、测绘、制图并结合历史文献资料和对老匠师们的采访,写出了《清式营造则例》、《中国建筑史》、《中国雕塑史》等专著和《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及山门考》、《正定古建筑调查报告》、《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等众多的调查报告与学术论文,为我国建筑的研究与保护这门学科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梁思成对古建筑的保护维修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抗日战争以前、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之中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 都是竭尽全力,多方设法保护,立下了不朽的功绩。在抗战时期为保护敌站区古建筑文物、在解放战争中为保护待解放地区古建筑文物领导编写《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在作战地图上标示出在战争中避免炮击,轰炸的建筑文物的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为保护北京的城墙、牌楼、北海团城等等竭尽了全力。他还多次为文化部举办的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古建筑工作人员培训班讲课,培训专业人才。名徽音,福建省闽侯人。l904年6月10日生于杭州,1955年4月1日病逝于北京。1916年入北京培华女子中学,1920年4-9月随父林长民赴欧洲游历伦敦、巴黎、日内瓦、罗马、法兰克福、柏林、布鲁塞尔等地,同年人伦敦圣玛利女校学习。1921年回国复人培华女中读书。1923年参加新月社活动。1924年留学美国,入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选修建筑系课程,1927年毕业,获美术学士学位。同年入耶鲁大学戏剧学院,在G.P.帕克教授工作室学习舞台美术设计。1928年3月与梁思成在加拿大渥太华结婚,婚后去欧洲考察建筑,同年8月回国。1929年出任东北大学建筑系副教授,讲授《雕塑史》和专业英语。是年,张学良出奖金征集东北大学校徽图案,林徽因设计的“白山黑水”图案中奖。1931年应聘到北京中国营造学社任参校。 从1931年到1946年在中国营造学社期间,参加调查研究中国古建筑,足迹遍及北京、河北、山西、浙江、河南、山东、陕西等地。 1946年后担任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讲授《中国建筑史》课并为研究生开设《住宅概说》等专题课。1949年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工作,1951年为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座设计纹饰和浮雕图案,1951年调查研究景泰蓝生产工艺并设计一批具有民族风格的景泰蓝新图案,还亲自参与测试。 1950年兼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工程师,1953年当选中国建筑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建筑学报》编委、中国建筑研究委员会委员。 参与设计的工程有北京大学地质馆、灰楼学生宿舍。云南大学学生宿舍、清华大学教师住宅。中南海怀仁堂装修工程等。 她发表的有关建筑的论文主要有《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平郊建筑杂录》(与梁思成合著)、《清式营造则例》第一章绪论、《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署名林徽因、梁思成)、《由天宁寺谈到建筑年代的鉴别问题》(署名林徽因、梁思成)、《中国建筑史》(辽、宋部分)、《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阶段》(与梁思成、莫宗江合著)。 她的文学作品主要有《谁爱这不息的变幻》、《笑》、《清原》、《一天》、《激昂》、《昼梦》、《瞑想》等诗篇几十首;话剧《梅真同他们》;短篇小说《窘》。《九十九度中》等;散文《窗子以外》、《一片阳光》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林徽因诗集》(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与香港三联书店联合编辑出版了《林徽因》(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丛书之一)。 林徽因是20世纪中国建筑界的才女。梁思成(一九O一—一九七二)如果活著,他是一百岁了。最应该纪念他的不是我,而是一座城市――北京,但北京消失了,只留在梦中。故都的逝去,让一个人痛心疾首,但他无能为力,今天的北京,还记得这个人吗? 北京不是梁思成的故乡,但北京消失的时候,他最心痛,他有没有流过泪,我不知道,但我依稀听到他的叹息声,北京,你真的就这样消失了吗? 为留住北京,为留住一座经典的城市,梁思成付出了一生的代价,他本来可以不说话,让故都离他远去;也可以远走他乡,让故都留在梦中,但他实在放心不下,他太爱这座城市了。历史真是无情,当故都将倾的时候,想去扛住她的竟是一个瘦弱,还有些残疾的书生,他哪里来的勇气呢?文化?艺术?还是别的什么。他是梁启超的儿子,血脉里有中国知识分子最宝贵的东西。据说,为了留住北京,梁思成和北京市长彭真吵了起来,然而一介书生,吵有什么用呢?北京还是消失了。 许多年以后,我看到了一九五七年梁思成在沈阳和一些教授的谈话,这是关于梁思成罪状的一个通报。那次,梁思成是和胡愈之一起到沈阳的,正是“百家争鸣”的时候,沈阳的高级知识分子都不敢说话,梁思成鼓励他们,还讲了他和彭真争论的情况。 梁思成说:“我和彭真很熟悉,为了北京市的建设问题争得不休,我说现在你不采纳,五十年以后,事实会证明我是对的。彭真说你若是皇帝,一定是个暴君。现在看起来,我的观点中有的是不对头,但我敢于争论。一个人没有主见是不行的。”梁思成还对记者说:“我这顶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的帽子,已经戴了数年,现在看起来,我的意见也不完全错。” 彭真的话很有意思,他把梁思成说成是暴君,也许是梁思成太固执,不放弃自己的意见,刺激了他。彭真的故乡在山西侯马,那是梁思成最向往的地方。当年,为了普查中国古代建筑,梁思成、林徽因的足迹几乎踏遍山西,可以想象梁思成测量应县木塔的神情,还有他们发现五台山佛光寺的惊喜。梁思成不会想到,他一生最大的惊喜来自山西,而他最大的失望也来自山西,这是偶然还是宿命? 一九五七年,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天真的梁思成也以为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来了,他想在这个“春天里”出一口气,因为憋得太久了。思想改造运动时,梁思成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我为谁服务了二十年》,那样的文章在梁思成一生中还有几篇,但我们从那里看不到一个知识分子的内心。也许不乏真诚,但如果五二年的梁思成是真诚的,那五七年的梁思成呢?梁思成说:“我在二十余年中,一方面走到反动统治集团的外围,成了可供它们驱使的工具;另一方面,我又接近了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文化人’,被敌人拉拢,为他们的侵略政策服务。”那时,知识分子为了过关,说了许多莫明其妙的话。梁思成本来不是那样容易自毁的人,但在那样的年代,一个书生还能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呢? 五五年,对梁思成建筑思想的批判,也没有把他的内心世界摧毁。当时对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一个基本评价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教授们存在著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建筑思想”,它的具体表现是以梁思成为首的大部分教师片面强调“建筑即艺术”,或把建筑看成“首先是艺术作品,然后才是工程建设”。在进行专业教授过程中,贯穿著唯美主义思想,强调清华建筑系与其它建筑院系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教育学生掌握“艺术”,错误地认为工业建筑是低级的,学好民用建筑就会作“艺术要求较低”的工业建筑。还有的教师甚至认为培养工业建筑设计干部不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任务,清华大学建筑系在教学过程中传播了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建筑思想,他们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贯穿著“清不如明,明不如辽,辽不如唐”的观点。 这是向著梁思成而来的,随后就开始批判他的建筑思想,同时,北京开始了它消失的命运,梁思成沉默了,但他的内心并不平静,他对这个城市有太深的感情,眼看著她消失,而不能阻止,他都和彭真吵架了,但秀才遇到兵,梁思成离山西很近,而山西离梁思成很远,很远…… 五二年梁思成妥协了,五五年他也保持沉默,但五七年,还是这个梁思成,他却要说话了。他在沈阳说了那样的话,他在北京还要说。一九五七年三月二日,北京市人民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梁思成对北京的城市建设发表了意见。 梁思成说:“展宽西长安街的时候,拆了很多民房,结果街道过宽,街道当中用不著,留作停车厂,把民房拆了作停车厂,我看不太妥当。” 他还说:“西长安街太宽,短跑家也要跑十一秒钟,一般的人走一趟要一分多钟,小脚老太婆过这条街就更困难了。”关于双塔庆寿寺拆毁问题。 梁思成说:“展宽西长安街的工程中,对庆寿寺的拆毁不够慎重,当时有争论,有关方面没有很好考虑就拆掉了。我想应该保留半年到一年,等群众都说不好时再拆不迟。”关于拆毁东直门城楼问题。 梁思成说:“听说有关方面在修筑道路中要拆东直门城楼,我看要好好考虑,这个城楼是现在北京明朝留下来唯一的楠木建筑物。一九三四年,袁良作北京市长的时候,有一个日本木匠见到是古代楠木建筑物,愿意补贴两万元进行维修。人们不要把这些古东西只当作古董看待,它们在城市中起著装饰的作用。外国有许多城市的马路上,很讲究装饰,看来不单调,我们应该注意这个问题,当然不必花钱去兴建,原有的建筑要好好利用它为城市服务。”梁思成说出了他的心里话,但他没有留住双塔庆寿寺和东直门城楼,它们还是消失了,双塔庆寿寺的拆毁一是因为庆寿寺是为纪念明初僧人海云和他的弟子可安而建的,这两个人对蒙古入侵中国起了很大的作用,是汉奸;二是因为这两个塔是清代建筑,没有什么价值。东直门城楼拆毁,是为了东郊飞机场建成后的交通便利,如果不拆这个城楼,改建道路时要多花几万元钱。听起来都很在理,但不能细想。 北京城市建筑决策者的思路是:一切以人民的名义。梁思成要保留古建筑,他们就说那些东西不方便于人民生活;据说还要梁思成林徽因和拉黄包车的工人座谈,让他们说这些建筑如何碍事。说保留古建筑要花钱,当时国家没有那么大财力,这也很奇怪,保留怎么会比建设要多花钱呢?再说,为飞机场的交通方便,五十年代,有多少人民天天坐飞机呢?说决策的人短视,没有文化,好象也不合情理,梁思成这样周游过世界的建筑学家,都嫌西长安街过于宽,而刚进城市的干部就会想到后来的发展?五十年代,谁天天坐轿车呢?人民,人民……我想起了罗兰夫人的名言: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错批一人,多生几亿,这是说马寅初的。错批一人,少了名城,这是说梁思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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