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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熙凤是维持会会长还是掘墓人 我们先来看看王熙凤的“管理权威”的属性。应该说，在协理宁国府时，王熙凤最出色地表现了她的管理才能。 首先，王熙凤对宁国府做了一次家族诊断。她极其尖锐地指出，宁国府存有“五大弊病”：“头一件是人口混杂，遗失东西；二件，事列专管，临期推诿；三件，需用过费，滥支冒领；四件，任无大小，苦乐不均；五件，家人豪纵，有脸者不能服管束，无脸者不能上进。” 针对这五大弊病，王熙凤决定采用猛药。一到宁国府，她就发表了措辞极其强硬的就职演说：“既托了我，我就说不得要讨你们嫌了。我可比不得你们奶奶好性儿，诸事由得你们。再别说你们‘这府里原是这么样’的话，如今可要依着我行。错我一点儿，管不得谁是有脸的、谁是没脸的，一例清白处治。” 根据这一思路，王熙凤开始制定规则，按岗定编，强化监管。这一措施收到了效果，宁国府的面貌立刻改变了。由此可见，王熙凤的权威性确实是很强的。 然而，同样是这个王熙凤，在给贾母理丧时却出乎意料地陷入“权威性不足”的泥潭困境。她既调不动人，也调不动钱，只得哀求众人：“大娘婶子们可怜我吧！我上头挨了好些说，为的是你们不齐截，叫人笑话。明儿你们豁出些辛苦来罢！”尽管如此，仍然玩不转，被气得“眼泪直流，只觉得眼前一黑，嗓子一甜，便喷鲜红的血来，身子站不住，就栽倒在地”。 为什么王熙凤在协理宁国府时威重令行，而给贾母理丧时却权威不足、指挥失灵呢？这是因为，王熙凤的权威主要依靠贾母和娘家做靠山。一旦靠山倒了，王熙凤的权威便马上土崩瓦解。 其次，王熙凤肆无忌惮地以权谋私、行贿受贿、盘剥众人，在贾府上下积怨极深，毫无人缘。对于这一点，她本人也意识到了：“若按私心藏奸上论，我也太行毒了。也该抽回退步，回头看看。” 显而易见，王熙凤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权威，有的仅仅是一时的权势而已；靠山一倒，便寸步难行，一败涂地，任凭她再有管理才能也无力回天。 还应该指出的是，正是王熙凤的这种贪婪和疯狂才给贾府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因此，王熙凤并不是贾府的维持会会长；恰恰相反，她是贾府真正的掘墓人。在《红楼梦》里，王熙凤的下场实际上是最惨的。这是完全符合历史逻辑的，也值得王熙凤的崇拜者们不断地深思和反省。 在《红楼梦》五十六回中，曹雪芹以一个章回的篇幅，完整地描绘了发生在大观园里的经济改革故事，并塑造了与王熙凤完全不同的管理权威贾探春、薛宝钗。 贾探春是利益为重的积极改革者 在《红楼梦》五十六回中，曹雪芹以一个章回的篇幅，完整地描绘了发生在大观园里的经济改革故事，并塑造了与王熙凤完全不同的管理权威贾探春、薛宝钗。 为了克服贾府的经济危机，贾探春凭借自己对当时正处于萌芽状态的市场经济的敏感，富有创意地推出了一个全新的改革举措：采用公开竞标的方式，把大观园分包给园中的老妈妈们。这样一来，一个消费性的大观园就被改造成了一个生产性的种植园，捉襟见肘的贾府经济也因此找到了一个新的生长点。 对于贾探春的经济改革，薛宝钗予以充分的支持。然而，在指导思想上，两人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贾探春对她的改革相当自负，鲜明地打出了她的改革旗号：“登利禄之场，处运筹之界；穷尧舜之辞，背孔孟之道。”在贾探春看来，既然经济改革的目的在“利”，那么打出“背孔孟之道”的旗号就是顺理成章的。很显然，贾探春对于改革的思考是直线式的。 为此，薛宝钗尖锐地批评她说：“你才办了两天的事，就利欲熏心。”薛宝钗指出：“若不拿学问提着，便都流入世俗去了。”实质上就是要以孔子的“义利观”来指导这场经济改革，以防止改革滑向物欲横流的邪路。实事求是地说，薛宝钗的这一思想是非常深刻的。在薛宝钗的改革理念中，已自觉地包含了对于单纯商业利益的理性超越。薛宝钗的这一改革理念，应该说是曹雪芹为当时正在转型的中国社会重塑一个新的道德规范的积极尝试。 尽管贾探春片面求利的改革指导思想受到了薛宝钗的批评，但她的直线式的思维模式却一时难以完全扭转。例如，贾探春只看到承包的种种好处：“一则园子有专定之人修理花木，自然一年好似一年了，也不用临时忙乱；二则也不至作践，白辜负了东西；三则老妈妈们也可借此小补，不枉成年家在园中辛苦；四则也可省了这些花儿匠、山子匠并打扫人等的工费，将此有余，以补不足，未为不可。” 与贾探春不同，薛宝钗却考虑到承包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她清醒地意识到，能够直接承包并得到好处的只是少数人，大多数人心里仍是不服的。如果不考虑大多数人的利益，那么承包就可能因得不到大多数人的支持而遭遇种种意想不到的挫折。因此，薛宝钗建议，承包者年终时拿出若干吊钱来分给也在园中辛苦的老妈妈们，让她们也能分享改革的成果。 她对承包者说：“还有一句至小的话，越发说破了。你们只顾自己宽裕，不分与他们些。他们虽不敢明怨，心里却都不服。只用假公济私的，多摘你们几个果子，多掐几支花儿，你们有冤案还没处投呢。他们也沾带些利息，你们有照顾不到的，他们就替你们照顾了。” 薛宝钗这一“小惠”主张，不仅兼顾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同时也为承包者的经营提供了新的保证，的确是一个符合“惠而不费”原则的双赢高招。 贾探春的直线式思维还影响到她对管理流程的改革思考。她考虑到，“若年终算账，归钱时，自然归到账房。仍是上头又添一层管主，还在他们手心里，又剥了一层皮”。贾探春认为，“如今这院子是我的新创，竟别入他们的手，每年归账，竟归到里头来才好”。 对此，薛宝钗再次表示反对：“依我说，里头也不用归账。这个多了，那个少了，倒多了事。不如问他们谁领这一份的，他就揽一宗事去。都是他们包了去，不用账房去领钱。” 薛宝钗的反对意见显然是正确的。因为从本质上说，归账到账房和归账到园子里头，只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关系。从纯粹的管理角度来说，同样存在着重复算账的麻烦，而承包者同样存在着会被园子里的新账房剥皮的可能。因此，薛宝钗所提出的这些物质层面的改革主张，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承包者和众人的普遍欢迎。 薛宝钗是利义全一的高级管理人才 由于贾探春的思维是直线式的，因而她的改革思路只是停留在物质层面上。薛宝钗则不同，她在完成物质层面的思考之后，更进一步展开了精神层面的思考。为了给改革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薛宝钗提出了配套的改革措施，强化治安管理。她对老妈妈们说：“你们只要日夜辛苦些，别偷懒总放人吃酒赌钱就是了。”事实上，薛宝钗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加强治安管理，每天晚上带人各处巡查。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她对改革环境的重视。 薛宝钗和王熙凤一样，深知管人是要讨人嫌的。但她的处理风格却和王熙凤完全不同，她在就职演说中说道：“我本也不该管这事。就你们也知道，我姨娘亲口嘱托我三五回，说大奶奶如今又不得闲，别的姑娘又小，托我照看照看。我若不依，分明是叫姨娘操心。我们太太又多病，家务也忙。我原是个闲人，就是街坊邻居，也要帮个忙儿，何况是姨娘托我？讲不起众人嫌我。倘或我只顾沽名钓誉的，那时酒醉赌输，再生出事来，我怎么见姨娘？” 薛宝钗把自己参与管理说成是身不由己、万般无奈的事情，这样不仅在相当程度上淡化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矛盾，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被管理者的同情。即使是强化治安管理，薛宝钗也不是金刚怒目式的，而是循循善诱，尽可能启发人们的羞耻之心。事实证明，薛宝钗的这套柔性管理确实具有很强的感化作用，人们对此都口服心服。 由于有了薛宝钗的新设计，贾探春的这次承包改革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正如李纨所说：“使之以权，动之以利，再无不尽职的了。”生产者的积极性被充分地调动起来了。“因今日将园中分与众婆子料理，各司各业，皆在忙时，也有修竹的，也有护树的，也有栽花的，也有种豆的，池中间又有姑娘们行着船夹泥的、种藕的。”同时，生产者的责任性也大大加强了。春燕道：“这一带地方上的东西，都是我姑妈管着。她一得了这地，每日起早睡晚。自己辛苦了还不算，每日逼着我们来照看，生怕有人糟蹋。老姑嫂两个照看得谨谨慎慎，一根草也不许人乱动。” 还应该强调的是，与王熙凤相比，甚至与贾探春相比，薛宝钗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管理实权。但是我们完全可以说，《红楼梦》中真正的管理权威就是薛宝钗。杜拉克就说过：“不论一个人的职位有多高，如果只是一味地看重权力，那么，他就只能列入从属的地位；反之，不论一个人职位多么低下，如果他能从整体思考并负起成果的责任，他就可以列入高级管理层。”按照杜拉克的这一标准，薛宝钗显然是可以进入“高级管理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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鸳鸯。你说的这些人王熙凤胆子大，大到敢贪赃枉法，秦可卿作风有问题，薛宝钗工于心计让你死了都不知道怎么死，史湘云大大咧咧，晴雯性格不好，探春不错，袭人跟宝钗一个毛病，平儿小红不错。鸳鸯至始至终为贾母服务，而且管理贾母财务，也忠于主子，因此是鸳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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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秦可卿死了。（一）制度控制 制度控制是财务控制的主要方法之一，更是强化财务控制方法体系效用的重要保障。有效的制度控制是通过制定财务活动规范而进行的，为此必须事先建立一系列具有实效性的内部财务控制制度体系，以此来约束财务活动。 王熙凤上任伊始，就认识到“游戏规则”的重要性，她召集宁国府各管事并宣布：“既托了我，我就说不得要讨你们嫌了。我可比不得你们奶奶好性儿，由着你们去。再不要说你们‘这府里原是这样’的话，如今可要依着我行，错我半点儿，管不得谁有脸的，谁是没脸的，一例现清白处治。”表现凤姐严格按制度控制的实例在《红楼梦》第十四回里写了凤姐处罚一迟到者的事：“‘明儿他也睡迷了，后儿我也睡着了，将来都没了人了。本来要饶你，只是我头一次宽了，下次就难管，不如现在罚的好。’顿时拉下脸来，喝命：‘带出去，打二十板子。’一面又掷下宁国府对牌，‘出去说与来升（宁国府大总管），革他一月银米。’” 如此一来，众人皆知凤姐的厉害，因而“众人不敢偷闲，自此兢兢业业，执事保全，不在话下”。有规可循才能令行禁止，保证执行效果。虽然荣宁两府事情十分繁杂，忙得凤姐坐卧不能清静，但却号令畅通，筹划得十分整肃，赢得了众人的认可，“合族上下无不称叹者”，至此“有脸者服钤束，无脸者求上进”。 （二）定额控制 定额控制是通过制订定额，并以定额为依据来监督和调节实际与定额之间的差异，分析产生差异的原因，及时纠正偏差的方法。因定额本身就是控制的标准，因而也带有强制性。 凤姐对荣宁二府的经济混乱状况早有洞悉，特别是对府中重复支取银钱情况早有想改变的主张。因而她改革了贾府的“旧例”，建立了新的“财务定额制度”——无论小姐、丫环，每月领月例，以“每个基层单位”为单位每房定额发放。当她知道宝玉环儿每年上学吃点心或者买纸笔每人有八两银子的支出后，不禁怒从心来：“凡爷们的使用，都是各屋领了月钱的。环哥的是姨娘领二两，宝玉的是老太太屋里袭人领二两，兰哥儿的是大奶奶屋里领。怎么学里每人又多这八两？原来上学去的是为这八两银子，从今儿起，把这一项免了。”对于府中丫头们一月所用的头油脂粉的二两银钱，王熙凤也看出属于“学里的八两一样，重重叠叠”，主张废掉。由于建立了严格的定额控制制度，并遵照执行，宁国府里无为的开支大大减少，缓解了贾府因修建大观园后财务困窘的局面。 （三）预算控制 预算控制是通过编制预算来确定计划的控制目标，并规定了为达到计划指标而需要通过的途径和采取的步骤和措施。对于预算控制的关键在于，预算制定的科学性和适应性，同时更应注意预算执行过程中的适时监控，反之预算控制就将失去其应有的意义。 在王熙凤协理宁国府时，凤姐对预算控制有深刻的诠释。她上任之初，便命丫环彩明订造账册“作好估计”，兼要家仆拿花名册来查看，以弄清家底。在发放实物时，也是“一面交发一面提笔登记”。这样一来，自然是“某人该管某处，某人该领某物，弄得十分清楚”。如荣国府的四个执事人来领牌，先呈上“贴儿”，凤姐命丫环彩明念贴，听后便知其中有两项超支，掷回贴子并严加斥责。在这一控制流程中，“贴儿”无异于现代企业的“采购申请单”。同时由于所有的采购已有了彩明的预算做标准，在执行请购时，“采购申请单”还须经凤姐亲自按“预算”审核后方能获准执行采购业务。至于预算外的开支，由于没有列入事先审核范围内，必然会受到控制。不仅如此，凤姐还根据“账册预算记录”来判断哪些实物该领而未领，以督促下属执行。如“我算着你们今儿该来支取，总不见来，想是忘了。”在这样一套严密的预算控制下，加之凤姐的严格审核，“需用过度”的现象得到了很大地缓解。 （四）责任控制 责任控制是一种将财务活动、会计核算及经济责任制有机地结合起来的控制方法。它既是财务控制的方法之一，更是财务活动及目标得以贯彻和实现的保障。按责任控制的方法控制财务活动，就需要以责任会计制度所确定的责任中心为对象，以各责任中心的考核指标为依据，对资金运动进行监督、考核和调节。 王熙凤的措施之一是建立宁国府各类人员的岗位责任制，进行职责分工，把任务落实到人，要求做到各司其职，一个萝卜一个坑，不能做了和尚不撞钟。在协理宁国府办理秦可卿丧事时，她根据举办丧事和家务活动的各项任务加以分类，并按任务大小实行定员，以四人到四十人为一组，各组有明确的职责分工。除完成规定任务外，别的事不用管，但对分内之事，却来不得半点马虎。“要少了一件四人分赔”，“一草一苗，或丢或坏，就问这看守的赔补”，一定要负责到底。她特别强调：“如今都有了定规，以后哪一行乱了，只和哪一行算账。”作了如此分明的职责分工后，“众人自然也都有了投奔，不似先前只捡便宜的做，剩下的苦差事没个招揽……便是人来客往，也都安静了，不比先前一个正摆茶，又去端饭；正陪举哀，又去接客。这些无头绪、推托、偷闲、窃取等弊端，次日一概都蠲了”。岗位责任制的作用可谓立竿见影，“事无专执，临期推诿”的状况不复存在。 （五）内部牵制控制 内部牵制控制就是通过将不相容业务交由两个以上的人员或部门共同执行，利用不同执行者之间相互牵制时的工作关系来达到控制目的的方法。在实行内部牵制时某一方执行人员也是另一方执行人员的被监督者。内部牵制主要是用于保护企业财产安全和保证财务信息的准确性等方面。 在协理宁国府的过程中，凤姐就采用了这种财务控制措施。具体分工为：授权和审核这两项大权由她亲自掌握，执行、记录和保管这些不相容的需要相互牵制的职务由不同的下人担任，例如：丫环彩明为记录员，买办设采购员，库房设保管员等。以王兴媳妇的一次买线采购为例：王兴媳妇先向凤姐报称“领牌购线，打车轿”，然后将一个贴儿递上去。凤姐命彩明念贴，知“数目相符”后，又命彩明登记，才取荣国府的对牌掷下。王兴媳妇方去采购……，待王兴媳妇交过牌，取了买办的回押相符，然后方予领取。这样一次采购的财务控制非常严密，将内部牵制控制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因此宁国府下人们不敢再“滥支冒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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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可卿是宁国府唯一的儿媳，秦可卿死了，宁国府的家事没人掌管。而王熙凤素有强硬有才能的名声，因此被请去管宁国府。去了先给了仆妇丫头们一个下马威，建立了新的财务制度，严格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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