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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ohmygod
首页 > 会计资格证 > 徐州朱红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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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多啤梨c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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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爱农 在东京的客店里,我们大抵一起来就看报。学生所看的多是《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专爱打听社会上琐事的就看《二六新闻》。一天早晨,辟头就看见一条从中国来的电报,大概是:—— “安徽巡抚恩铭被JoShikiRin刺杀,刺客就擒。” 大家一怔之后,便容光焕发地互相告语,并且研究这刺客是谁,汉字是怎样三个字。但只要是绍兴人,又不专看教科书的,却早已明白了。这是徐锡麟,他留学回国之后,在做安徽候补道,办着巡警事物,正合于刺杀巡抚的地位。 大家接着就预测他将被极刑,家族将被连累。不久,秋瑾姑娘在绍兴被杀的消息也传来了,徐锡麟是被挖了心,给恩铭的亲兵炒食净尽。人心很愤怒。有几个人便密秘地开一个会,筹集川资;这时用得着日本浪人了,撕乌贼鱼下酒,慷慨一通之后,他便登程去接徐伯荪的家属去。 照例还有一个同乡会,吊烈士,骂满洲;此后便有人主张打电报到北京,痛斥满政府的无人道。会众即刻分成两派:一派要发电,一派不要发。我是主张发电的,但当我说出之后,即有一种钝滞的声音跟着起来:—— “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还发什么屁电报呢。” 这是一个高大身材,长头发,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总象在渺视。他蹲在席子上,我发言大抵就反对;我早觉得奇怪,注意着他的了,到这时才打听别人:说这话的是谁呢,有那么冷?认识的人告诉我说:他叫范爱农,是徐伯荪的学生。 我非常愤怒了,觉得他简直不是人,自己的先生被杀了,连打一个电报还害怕,于是便坚执地主张要发电,同他争起来。结果是主张发电的居多数,他屈服了。其次要推出人来拟电稿。 “何必推举呢?自然是主张发电的人罗——。”他说。 我觉得他的话又在针对我,无理倒也并非无理的。但我便主张这一篇悲壮的文章必须深知烈士生平的人做,因为他比别人关系更密切,心里更悲愤,做出来就一定更动人。于是又争起来。结果是他不做,我也不做,不知谁承认做去了;其次是大家走散,只留下一个拟稿的和一两个干事,等候做好之后去拍发。从此我总觉得这范爱农离奇,而且很可恶。天下可恶的人,当初以为是满人,这时才知道还在其次;第一倒是范爱农。中国不革命则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须将范爱农除去。 然而这意见后来似乎逐渐淡薄,到底忘却了,我们从此也没有再见面。直到革命的前一年,我在故乡做教员,大概是春末时候罢,忽然在熟人的客座上看见了一个人,互相熟视了不过两三秒钟,我们便同时说:—— “哦哦,你是范爱农!” “哦哦,你是鲁迅!” 不知怎地我们便都笑了起来,是互相的嘲笑和悲哀。他眼睛还是那样,然而奇怪,只这几年,头上却有了白发了,但也许本来就有,我先前没有留心到。他穿着很旧的布马褂,破布鞋,显得很寒素。谈起自己的经历来,他说他后来没有了学费,不能再留学,便回来了。回到故乡之后,又受着轻蔑,排斥,迫害,几乎无地可容。现在是躲在乡下,教着几个小学生糊口。但因为有时觉得很气闷,所以也趁了航船进城来。 他又告诉我现在爱喝酒,于是我们便喝酒。从此他每一进城,必定来访我,非常相熟了。我们醉后常谈些愚不可及的疯话,连母亲偶然听到了也发笑。一天我忽而记起在东京开同乡会时的旧事,便问他:—— “那一天你专门反对我,而且故意似的,究竟是什么缘故呢?” “你还不知道?我一向就讨厌你的,——不但我,我们。” “你那时之前,早知道我是谁么?” “怎么不知道。我们到横滨,来接的不就是子英和你么?你看不起我们,摇摇头,你自己还记得么?” 我略略一想,记得的,虽然是七八年前的事。那时是子英来约我的,说到横滨去接新来留学的同乡。汽船一到,看见一大堆,大概一共有十多人,一上岸便将行李放到税关上去候查检,关吏在衣箱中翻来翻去,忽然翻出一双绣花的弓鞋来,便放下公事,拿着子细地看。我很不满,心里想,这些鸟男人,怎么带这东西来呢。自己不注意,那时也许就摇了摇头。检验完毕,在客店小坐之后,即须上火车。不料这一群读书人又在客车上让起坐位来了,甲要乙坐在这位上,乙要丙去坐,揖让未终,火车已开,车身一摇,即刻跌倒了三四个。我那时也很不满,暗地里想:连火车上的坐位,他们也要分出尊卑来……。自己不注意,也许又摇了摇头。然而那群雍容揖让的人物中就有范爱农,却直到这一天才想到。岂但他呢,说起来也惭愧,这一群里,还有后来在安徽战死的陈伯平烈士,被害的马宗汉烈士;被囚在黑狱里,到革命后才见天日而身上永带着匪刑的伤痕的也还有一两人。而我都茫无所知,摇着头将他们一并运上东京了。徐伯荪虽然和他们同船来,却不在这车上,因为他在神户就和他的夫人坐车走了陆路了。 我想我那时摇头大约有两回,他们看见的不知道是那一回。让坐时喧闹,检查时幽静,一定是在税关上的那一回了,试问爱农,果然是的。 “我真不懂你们带这东西做什么?是谁的?” “还不是我们师母的?”他瞪着他多白的眼。 “到东京就要假装大脚,又何必带这东西呢?” “谁知道呢?你问她去。” 到冬初,我们的景况更拮据了,然而还喝酒,讲笑话。忽然是武昌起义,接着是绍兴光复。第二天爱农就上城来,戴着农夫常用的毡帽,那笑容是从来没有见过的。 “老迅,我们今天不喝酒了。我要去看看光复的绍兴。我们同去。” 我们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这军政府也到底不长久,几个少年一嚷,王金发带兵从杭州进来了,但即使不嚷或者也会来。他进来以后,也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 我被摆在师范学校校长的饭碗旁边,王都督给了我校款二百元。爱农做监学,还是那件布袍子,但不大喝酒了,也很少有工夫谈闲天。他办事,兼教书,实在勤快得可以。 “情形还是不行,王金发他们。”一个去年听过我的讲义的少年来访我,慷慨地说,“我们要办一种报来监督他们。不过发起人要借用先生的名字。还有一个是子英先生,一个是德清先生。为社会,我们知道你决不推却的。” 我答应他了。两天后便看见出报的传单,发起人诚然是三个。五天后便见报,开首便骂军政府和那里面的人员;此后是骂都督,都督的亲戚、同乡、姨太太……。 这样地骂了十多天,就有一种消息传到我的家里来,说都督因为你们诈取了他的钱,还骂他,要派人用手枪来打死你们了。� 别人倒还不打紧,第一个着急的是我的母亲,叮嘱我不要再出去。但我还是照常走,并且说明,王金发是不来打死我们的,他虽然绿林大学出身,而杀人却不很轻易。况且我拿的是校款,这一点他还能明白的,不过说说罢了。 果然没有来杀。写信去要经费,又取了二百元。但仿佛有些怒意,同时传令道:再来要,没有了! 不过爱农得到了一种新消息,却使我很为难。原来所谓“诈取”者,并非指学校经费而言,是指另有送给报馆的一笔款。报纸上骂了几天之后,王金发便叫人送去了五百元。于是乎我们的少年们便开起会议来,第一个问题是:收不收?决议曰:收。第二个问题是:收了之后骂不骂?决议曰:骂。理由是:收钱之后,他是股东;股东不好,自然要骂。 我即刻到报馆去问这事的真假。都是真的。略说了几句不该收他钱的话,一个名为会计的便不高兴了,质问我道:—— “报馆为什么不收股本?” “这不是股本……” “不是股本是什么?” 我就不再说下去了,这一点世故是早已知道的,倘我再说出连累我们的话来,他就会面斥我太爱惜不值钱的生命,不肯为社会牺牲,或者明天在报上就可以看见我怎样怕死发抖的记载。 然而事情很凑巧,季弗写信来催我往南京了。爱农也很赞成,但颇凄凉,说:—— “这里又是那样,住不得。你快去罢……。” 我懂得他无声的话,决计往南京。先到都督府去辞职,自然照准,派来了一个拖鼻涕的接收员,我交出账目和余款一角又两铜元,不是校长了。后任是孔教会会长傅力臣。 报馆案是我到南京后两三个星期了结的,被一群兵们捣毁。子英在乡下,没有事;德清适值在城里,大腿上被刺了一尖刀。他大怒了。自然,这是很有些痛的,怪他不得。他大怒之后,脱下衣服,照了一张照片,以显示一寸来宽的刀伤,并且做一篇文章叙述情形,向各处分送,宣传军政府的横暴。我想,这种照片现在是大约未必还有人收藏着了,尺寸太小,刀伤缩小到几乎等于无,如果不加说明,看见的人一定以为是带些疯气的风流人物的裸体照片,倘遇见孙传芳大帅,还怕要被禁止的。 我从南京移到北京的时候,爱农的学监也被孔教会会长的校长设法去掉了。他又成了革命前的爱农。我想为他在北京寻一点小事做,这是他非常希望的,然而没有有机会。他后来便到一个熟人的家里去寄食,也时时给我信,景况愈困穷,言辞也愈凄苦。终于又非走出这熟人的家不可,便在各处飘浮。不久,忽然从同乡那里得到一个消息,说他已经掉在水里,淹死了。 我疑心他是自杀。因为他是浮水的好手,不容易淹死的。 夜间独坐在会馆里,十分悲凉,又疑心这消息并不确,但无端又觉得这是极其可靠的,虽然并无证据。一点法子都没有,只做了四首诗,后来曾在一种日报上发表,现在是将要忘记完了。只记得一首里的六句,起首四句是:“把酒论天下,先生小酒人,大圜犹酩酊,微醉合沉沦。”中间忘掉两句,末了是“旧朋云散尽,余亦等轻尘。” 后来我回故乡去,才知道一些较为详细的事。爱农先是什么事也没得做,因为大家讨厌他。他很困难,但还喝酒,是朋友请他的。他已经很少和人们来往,常见的只剩下几个后来认识的较为年青的人了,然而他们似乎也不愿意多听他的牢骚,以为不如讲笑话有趣。 “也许明天就收到一个电报,拆开来一看,是鲁迅来叫我的。”他时常这样说。 一天,几个新的朋友约他坐船去看戏,回来已过夜半,又是大风雨,他醉着,却偏要到船舷上去小解。大家劝阻他,也不听,自己说是不会掉下去的。但他掉下去了,虽然能浮水,却从此不起来。 第二天打捞尸体,是在菱荡里找到的,直立着。 我至今不明白他究竟是失足还是自杀。 他死后一无所有,遗下一个幼女和他的夫人。有几个人想集一点钱作他女孩将来的学费的基金,因为一经提议,即有族人来争这笔款的保管权,——其实还没有这笔款,大家觉得无聊,便无形消散了。 现在不知他唯一的女儿景况如何?倘在上学,中学已该毕业了罢。 评论:从《范爱农》一文的字里行间,我们分明可读出鲁迅先生对辛亥革命这一重大事件的深刻反省。鲁迅认为革命只能是“立人”的手段之一,手段和目的的关系是不能颠倒的。鲁迅希望通过政治革命掀翻人肉宴席,而不是为了掀翻旧桌子又摆上一张新桌子,或者只是调整一下享用这宴席的食客的座次。因此,鲁迅决不一般地支持或否定革命。革命的真正意义就在于它是否能推动人的解放而对社会的发展有积极的影响;我们还分明看到了鲁迅从对范爱农的悲剧开始了新的救国救民道路的不懈探索。立人、国民性、唤醒民众……这些重大的社会课题一一摆在了鲁迅先生的面前。“指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就成为鲁迅奋斗的目标,因为“民族的觉醒,首先应该是人的觉醒”,惟其如此,民族才会有一线光明、希望和生机。2。藤野先生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象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 中国留学生会馆的门房里有几本书买,有时还值得去一转;倘在上午,里面的几间洋房里倒也还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 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我就往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去。从东京出发,不久便到一处驿站,写道:日暮里。不知怎地,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其次却只记得水户了,这是明的遗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利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 大概是物以希为贵罢。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我到仙台也颇受了这样的优待,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我先是住在监狱旁边一个客店里的,初冬已经颇冷,蚊子却还多,后来用被盖了全身,用衣服包了头脸,只留两个鼻孔出气。在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无从插嘴,居然睡安稳了。饭食也不坏。但一位先生却以为这客店也包办囚人的饭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说。我虽然觉得客店兼办囚人的饭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难却,也只得别寻相宜的住处了。于是搬到别一家,离监狱也很远,可惜每天总要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 从此就看见许多陌生的先生,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解剖学是两个教授分任的。最初是骨学。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迭大大小小的书。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 “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 后面有几个人笑起来了。他接着便讲述解剖学在日本发达的历史,那些大大小小的书,便是从最初到现今关于这一门学问的著作。起初有几本是线装的;还有翻刻中国译本的,他们的翻译和研究新的医学,并不比中国早。 那坐在后面发笑的是上学年不及格的留级学生,在校已经一年,掌故颇为熟悉的了。他们便给新生讲演每个教授的历史。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胡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有一回上火车去,致使管车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车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他们的话大概是真的,我就亲见他有一次上讲堂没有带领结。 过了一星期,大约是星期六,他使助手来叫我了。到得研究室,见他坐在人骨和许多单独的头骨中间,——他其时正在研究着头骨,后来有一篇论文在本校的杂志上发表出来。 “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么?”他问。 “可以抄一点。” “拿来我看!” 我交出所抄的讲义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还我,并且说,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给他看一回。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 可惜我那时太不用功,有时也很任性。还记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将我叫到他的研究室里去,翻出我那讲义上的一个图来,是下臂的血管,指着,向我和蔼的说道:—— “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 但是我还不服气,口头答应着,心里却想道:—— “图还是我画的不错;至于实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的。” 学年试验完毕之后,我便到东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学校,成绩早已发表了,同学一百余人之中,我在中间,不过是没有落第。这回藤野先生所担任的功课,是解剖实习和局部解剖学。 解剖实习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了,很高兴地,仍用了极有抑扬的声调对我说道:—— “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解剖尸体。现在总算放心了,没有这回事。”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为难的时候。他听说中国的女人是裹脚的,但不知道详细,所以要问我怎么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还叹息道,“总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一天,本级的学生会干事到我寓里来了,要借我的讲义看。我检出来交给他们,却只翻检了一通,并没有带走。但他们一走,邮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开看时,第一句是:—— “你改悔罢!” 这是《新约》上的句子罢,但经托尔斯泰新近引用过的。其时正值日俄战争,托老先生便写了一封给俄国和日本的皇帝的信,开首便是这一句。日本报纸上很斥责他的不逊,爱国青年也愤然,然而暗地里却早受了他的影响了。其次的话,大略是说上年解剖学试验的题目,是藤野先生讲义上做了记号,我预先知道的,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末尾是匿名。 我这才回忆到前几天的一件事。因为要开同级会,干事便在黑板上写广告,末一句是“请全数到会勿漏为要”,而且在“漏”字旁边加了一个圈。我当时虽然觉到圈得可笑,但是毫不介意,这回才悟出那字也在讥刺我了,犹言我得了教员漏泄出来的题目。 我便将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几个和我熟识的同学也很不平,一同去诘责干事托辞检查的无礼,并且要求他们将检查的结果,发表出来。终于这流言消灭了,干事却又竭力运动,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结末是我便将这托尔斯泰式的信退还了他们。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 “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有用的。”其实我并没有决意要学生物学,因为看得他有些凄然,便说了一个慰安他的谎话。 “为医学而教的解剖学之类,怕于生物学也没有什么大帮助。”他叹息说。 将走的前几天,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交给我一张照相,后面写着两个字道:“惜别”,还说希望将我的也送他。但我这时适值没有照相了;他便叮嘱我将来照了寄给他,并且时时通信告诉他此后的状况。 我离开仙台之后,就多年没有照过相,又因为状况也无聊,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便连信也怕敢写了。经过的年月一多,话更无从说起,所以虽然有时想写信,却又难以下笔,这样的一直到现在,竟没有寄过一封信和一张照片。从他那一面看起来,是一去之后,杳无消息了。 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讲义,我曾经订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将作为永久的纪念。不幸七年前迁居的时候,中途毁坏了一口书箱,失去半箱书,恰巧这讲义也遗失在内了。责成运送局去找寻,寂无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评论:在《藤野先生》中,鲁迅日本的医学导师藤野先生是一位穿着不拘小节的人,“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糊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但藤野先生对工作是极其认真的,他把“我”的讲义都用红笔添改过了;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也要指出。这个对比手法,较好地写出了藤野先生的高贵品质,写出了鲁迅对他的景仰。另外,藤野先生对中国留学生孜孜不倦的教诲及对学生的一视同仁,这与日本学生对中国学生的轻蔑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体现出藤野先生是个真正的君子。 3。背影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到徐州见着父亲,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父亲说,“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回家变卖典质,父亲还了亏空;又借钱办了丧事。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惨淡,一半为了丧事,一半为了父亲赋闲。丧事完毕,父亲要到南京谋事,我也要回北京念书,我们便同行。 到南京时,有朋友约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须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车北去。父亲因为事忙,本已说定不送我,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我同去。他再三嘱咐茶房,甚是仔细。但他终于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颇踌躇了一会。其实我那年已二十岁,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是没有甚么要紧的了。他踌躇了一会,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我两三回劝他不必去;他只说,“不要紧,他们去不好!” 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过去。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坐位。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警醒些,不要受凉。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我心里暗笑他的迂;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直是白托!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么?唉,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 我说道,“爸爸,你走吧。”他望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走到那边月台,须穿过铁道,须跳下去又爬上去。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望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 近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谋生,独力支持,做了许多大事。那知老境却如此颓唐!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但最近两年的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我北来后,他写了一信给我,信中说道,“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利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 评论:《背影》是一篇描写亲情的文章。我觉得这篇文章写得很出色。虽然它的文字不是太多,但是内容十分丰富。由于大部分的字很浅易,而且句子通顺,因此读者很快能领悟内容。作者把文章描绘得栩栩如生,令人感同身受。阅读期间,当父亲去买橘子的时候,令我非常感动,我也像作者一样情不自禁地流下泪来。

徐州朱红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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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和桅子花印象中,祖父称栀子花为挚友。他曾谆谆告诫我:做人要像这栀子花一样,不要贪慕不属于你的五彩缤纷,只要默默奉献着自己的清香就足够了。当年那个懵懂无知的小男孩尚不能体会这句话的真谛,但今天当我读懂了这句人生的箴言时,祖父却无可挽回地离开了我,离开了他奉献一生的教育事业,离开了他的挚友——栀子花。那一年祖父忽然卧病在床,而且是极难医治的癌症。看着他躺在病床上痛苦地呻吟时,我更愿意那个人是我!我想起了栀子花,但那时正是栀子花凋零的季节,我绞尽脑汁却无力回天。无奈啊!祖父在痛苦之中仍不能见到他的挚友,我究竟该怎么办呢?我跑到院中,将那些随风而逝的花瓣一一拾回。看来只有用胶水才能将它们恢复到原来模样了。我想祖父看到栀子花后一定会很欣慰的,他的病也许就会有所好转了。那天上午,我一丝不苟地做着这个枯燥无味的工作,终于在午后完成了这些“栀子花”。我十分小心地捧着它们献给祖父。果然,祖父很是欣慰,继而,他的眼神里却闪过一丝忧郁,慢慢地,祖父竟像孩子一样哭了。我问他是什么缘故时,他却摇头不答——难道他识破了我的诡计?我撒了一个谎,一个精细而又美丽的谎言。那天我很高兴,我让痛苦的祖父得到了一丝丝安慰。可现在想想我又后悔了,我让祖父这个坚强了一生的人在垂暮之年流下了眼泪,我的良心受到了莫大的谴责。我以为这个谎言被我编织的天衣无缝了,但不久后,祖父突然唤我去他的床前,他对我说:“好孙儿,这个时节栀子花应该谢了吧?”我的脸红了,他识破了我的谎言!他接着说:“我很高兴你能这么做,纵然这是个谎言,但它却很美丽,我得谢谢你!”那天深夜,祖父黯然离去,我没有流泪,但却心如刀割。祖父的灵柩前摆放着那些“栀子花”,它伴随着祖父走完了人生的旅程。它很幸福,祖父也很幸福。这个谎言久久萦绕在我的心间,也许它将成为我心中的永恒。当秋天在来的时候,我学会了享受寂寞。寂寞的时候,我总会想起祖父,想起那个谎言、那些栀子花……范爱农在东京的客店里,我们大抵一起来就看报。学生所看的多是《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专爱打听社会上琐事的就看《二六新闻》。一天早晨,辟头就看见一条从中国来的电报,大概是:——“安徽巡抚恩铭被JoShikiRin刺杀,刺客就擒。”大家一怔之后,便容光焕发地互相告语,并且研究这刺客是谁,汉字是怎样三个字。但只要是绍兴人,又不专看教科书的,却早已明白了。这是徐锡麟,他留学回国之后,在做安徽候补道,办着巡警事物,正合于刺杀巡抚的地位。大家接着就预测他将被极刑,家族将被连累。不久,秋瑾姑娘在绍兴被杀的消息也传来了,徐锡麟是被挖了心,给恩铭的亲兵炒食净尽。人心很愤怒。有几个人便密秘地开一个会,筹集川资;这时用得着日本浪人了,撕乌贼鱼下酒,慷慨一通之后,他便登程去接徐伯荪的家属去。照例还有一个同乡会,吊烈士,骂满洲;此后便有人主张打电报到北京,痛斥满政府的无人道。会众即刻分成两派:一派要发电,一派不要发。我是主张发电的,但当我说出之后,即有一种钝滞的声音跟着起来:——“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还发什么屁电报呢。”这是一个高大身材,长头发,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总象在渺视。他蹲在席子上,我发言大抵就反对;我早觉得奇怪,注意着他的了,到这时才打听别人:说这话的是谁呢,有那么冷?认识的人告诉我说:他叫范爱农,是徐伯荪的学生。我非常愤怒了,觉得他简直不是人,自己的先生被杀了,连打一个电报还害怕,于是便坚执地主张要发电,同他争起来。结果是主张发电的居多数,他屈服了。其次要推出人来拟电稿。“何必推举呢?自然是主张发电的人罗——。”他说。我觉得他的话又在针对我,无理倒也并非无理的。但我便主张这一篇悲壮的文章必须深知烈士生平的人做,因为他比别人关系更密切,心里更悲愤,做出来就一定更动人。于是又争起来。结果是他不做,我也不做,不知谁承认做去了;其次是大家走散,只留下一个拟稿的和一两个干事,等候做好之后去拍发。从此我总觉得这范爱农离奇,而且很可恶。天下可恶的人,当初以为是满人,这时才知道还在其次;第一倒是范爱农。中国不革命则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须将范爱农除去。然而这意见后来似乎逐渐淡薄,到底忘却了,我们从此也没有再见面。直到革命的前一年,我在故乡做教员,大概是春末时候罢,忽然在熟人的客座上看见了一个人,互相熟视了不过两三秒钟,我们便同时说:——“哦哦,你是范爱农!”“哦哦,你是鲁迅!”不知怎地我们便都笑了起来,是互相的嘲笑和悲哀。他眼睛还是那样,然而奇怪,只这几年,头上却有了白发了,但也许本来就有,我先前没有留心到。他穿着很旧的布马褂,破布鞋,显得很寒素。谈起自己的经历来,他说他后来没有了学费,不能再留学,便回来了。回到故乡之后,又受着轻蔑,排斥,迫害,几乎无地可容。现在是躲在乡下,教着几个小学生糊口。但因为有时觉得很气闷,所以也趁了航船进城来。他又告诉我现在爱喝酒,于是我们便喝酒。从此他每一进城,必定来访我,非常相熟了。我们醉后常谈些愚不可及的疯话,连母亲偶然听到了也发笑。一天我忽而记起在东京开同乡会时的旧事,便问他:——“那一天你专门反对我,而且故意似的,究竟是什么缘故呢?”“你还不知道?我一向就讨厌你的,——不但我,我们。”“你那时之前,早知道我是谁么?”“怎么不知道。我们到横滨,来接的不就是子英和你么?你看不起我们,摇摇头,你自己还记得么?”我略略一想,记得的,虽然是七八年前的事。那时是子英来约我的,说到横滨去接新来留学的同乡。汽船一到,看见一大堆,大概一共有十多人,一上岸便将行李放到税关上去候查检,关吏在衣箱中翻来翻去,忽然翻出一双绣花的弓鞋来,便放下公事,拿着子细地看。我很不满,心里想,这些鸟男人,怎么带这东西来呢。自己不注意,那时也许就摇了摇头。检验完毕,在客店小坐之后,即须上火车。不料这一群读书人又在客车上让起坐位来了,甲要乙坐在这位上,乙要丙去坐,揖让未终,火车已开,车身一摇,即刻跌倒了三四个。我那时也很不满,暗地里想:连火车上的坐位,他们也要分出尊卑来……。自己不注意,也许又摇了摇头。然而那群雍容揖让的人物中就有范爱农,却直到这一天才想到。岂但他呢,说起来也惭愧,这一群里,还有后来在安徽战死的陈伯平烈士,被害的马宗汉烈士;被囚在黑狱里,到革命后才见天日而身上永带着匪刑的伤痕的也还有一两人。而我都茫无所知,摇着头将他们一并运上东京了。徐伯荪虽然和他们同船来,却不在这车上,因为他在神户就和他的夫人坐车走了陆路了。我想我那时摇头大约有两回,他们看见的不知道是那一回。让坐时喧闹,检查时幽静,一定是在税关上的那一回了,试问爱农,果然是的。“我真不懂你们带这东西做什么?是谁的?”“还不是我们师母的?”他瞪着他多白的眼。“到东京就要假装大脚,又何必带这东西呢?”“谁知道呢?你问她去。”到冬初,我们的景况更拮据了,然而还喝酒,讲笑话。忽然是武昌起义,接着是绍兴光复。第二天爱农就上城来,戴着农夫常用的毡帽,那笑容是从来没有见过的。“老迅,我们今天不喝酒了。我要去看看光复的绍兴。我们同去。”我们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这军政府也到底不长久,几个少年一嚷,王金发带兵从杭州进来了,但即使不嚷或者也会来。他进来以后,也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我被摆在师范学校校长的饭碗旁边,王都督给了我校款二百元。爱农做监学,还是那件布袍子,但不大喝酒了,也很少有工夫谈闲天。他办事,兼教书,实在勤快得可以。“情形还是不行,王金发他们。”一个去年听过我的讲义的少年来访我,慷慨地说,“我们要办一种报来监督他们。不过发起人要借用先生的名字。还有一个是子英先生,一个是德清先生。为社会,我们知道你决不推却的。”我答应他了。两天后便看见出报的传单,发起人诚然是三个。五天后便见报,开首便骂军政府和那里面的人员;此后是骂都督,都督的亲戚、同乡、姨太太……。这样地骂了十多天,就有一种消息传到我的家里来,说都督因为你们诈取了他的钱,还骂他,要派人用手枪来打死你们了。�别人倒还不打紧,第一个着急的是我的母亲,叮嘱我不要再出去。但我还是照常走,并且说明,王金发是不来打死我们的,他虽然绿林大学出身,而杀人却不很轻易。况且我拿的是校款,这一点他还能明白的,不过说说罢了。果然没有来杀。写信去要经费,又取了二百元。但仿佛有些怒意,同时传令道:再来要,没有了!不过爱农得到了一种新消息,却使我很为难。原来所谓“诈取”者,并非指学校经费而言,是指另有送给报馆的一笔款。报纸上骂了几天之后,王金发便叫人送去了五百元。于是乎我们的少年们便开起会议来,第一个问题是:收不收?决议曰:收。第二个问题是:收了之后骂不骂?决议曰:骂。理由是:收钱之后,他是股东;股东不好,自然要骂。我即刻到报馆去问这事的真假。都是真的。略说了几句不该收他钱的话,一个名为会计的便不高兴了,质问我道:——“报馆为什么不收股本?”“这不是股本……”“不是股本是什么?”我就不再说下去了,这一点世故是早已知道的,倘我再说出连累我们的话来,他就会面斥我太爱惜不值钱的生命,不肯为社会牺牲,或者明天在报上就可以看见我怎样怕死发抖的记载。然而事情很凑巧,季弗写信来催我往南京了。爱农也很赞成,但颇凄凉,说:——“这里又是那样,住不得。你快去罢……。”我懂得他无声的话,决计往南京。先到都督府去辞职,自然照准,派来了一个拖鼻涕的接收员,我交出账目和余款一角又两铜元,不是校长了。后任是孔教会会长傅力臣。报馆案是我到南京后两三个星期了结的,被一群兵们捣毁。子英在乡下,没有事;德清适值在城里,大腿上被刺了一尖刀。他大怒了。自然,这是很有些痛的,怪他不得。他大怒之后,脱下衣服,照了一张照片,以显示一寸来宽的刀伤,并且做一篇文章叙述情形,向各处分送,宣传军政府的横暴。我想,这种照片现在是大约未必还有人收藏着了,尺寸太小,刀伤缩小到几乎等于无,如果不加说明,看见的人一定以为是带些疯气的风流人物的裸体照片,倘遇见孙传芳大帅,还怕要被禁止的。我从南京移到北京的时候,爱农的学监也被孔教会会长的校长设法去掉了。他又成了革命前的爱农。我想为他在北京寻一点小事做,这是他非常希望的,然而没有有机会。他后来便到一个熟人的家里去寄食,也时时给我信,景况愈困穷,言辞也愈凄苦。终于又非走出这熟人的家不可,便在各处飘浮。不久,忽然从同乡那里得到一个消息,说他已经掉在水里,淹死了。我疑心他是自杀。因为他是浮水的好手,不容易淹死的。夜间独坐在会馆里,十分悲凉,又疑心这消息并不确,但无端又觉得这是极其可靠的,虽然并无证据。一点法子都没有,只做了四首诗,后来曾在一种日报上发表,现在是将要忘记完了。只记得一首里的六句,起首四句是:“把酒论天下,先生小酒人,大圜犹酩酊,微醉合沉沦。”中间忘掉两句,末了是“旧朋云散尽,余亦等轻尘。”后来我回故乡去,才知道一些较为详细的事。爱农先是什么事也没得做,因为大家讨厌他。他很困难,但还喝酒,是朋友请他的。他已经很少和人们来往,常见的只剩下几个后来认识的较为年青的人了,然而他们似乎也不愿意多听他的牢骚,以为不如讲笑话有趣。“也许明天就收到一个电报,拆开来一看,是鲁迅来叫我的。”他时常这样说。一天,几个新的朋友约他坐船去看戏,回来已过夜半,又是大风雨,他醉着,却偏要到船舷上去小解。大家劝阻他,也不听,自己说是不会掉下去的。但他掉下去了,虽然能浮水,却从此不起来。第二天打捞尸体,是在菱荡里找到的,直立着。我至今不明白他究竟是失足还是自杀。他死后一无所有,遗下一个幼女和他的夫人。有几个人想集一点钱作他女孩将来的学费的基金,因为一经提议,即有族人来争这笔款的保管权,——其实还没有这笔款,大家觉得无聊,便无形消散了。现在不知他唯一的女儿景况如何?倘在上学,中学已该毕业了罢。《藤野先生》 .....我的老师我的老师孙涵泊,是朋友的孩子,今年三岁半。他不漂亮,也少言语,平时不准父亲杀鸡剖鱼,很有些善良,但对家里所有的来客都不瞅不睬,表情木然,显得傲慢。开始我见他只逗着取乐,到后来便不敢放肆,认了他是老师。许多人都笑我认三岁半的小儿为师,是我疯了,或耍娇情。我说这就是你们的错误了,谁规定老师只能以小认大?孙涵泊!孙老师,他是该做我的老师的。幼儿园的阿姨领了孩子们去郊游,他也在其中,阿姨摘了一抱花分给大家,轮到他,他不接,小眼睛翻着白,鼻翼一扇一扇的。阿姨问:“你不要?”他说:“花疼不疼?”对于美好的东西,因为美好,我也常常就不觉得它的美好了,不爱惜,不保卫,有时是觉出了它的美好,因为自己没有,生嫉恨,多诽谤,甚至参与加害和摧残。孙涵泊却慈悲,视一切都有生命,都应尊重和和平相处,他真该做我的老师。晚上看电视,七点钟前中央电视台开始播放国歌,他就要站在椅子上,不管在座的是大人还是小孩,是惊讶还是嗤笑,目不旁视,双手打起节拍。我是没有这种大气派的,为了自己的身家平安和一点事业,时时小心,事事怯场,挑了鸡蛋挑子过闹市,不敢挤人,惟恐人挤,应忍的忍了,不应忍的也忍了,最多只写“转毁为缘,默雷上谤”自慰,结果失了许多志气,误了许多正事。孙涵泊却无所畏惧,竟敢指挥国歌,他真该做我的老师。我在他家写条幅,许多人围着看,一片叫好,他也挤了过来,头歪着,一手掏耳朵。他爹问:“你来看什么?”他说:“看写。”再问:“写的什么?”说:“字。”又问:“什么字?”说:“黑字。”我的文章和书法本不高明,却向来有人恭维,我也恭维过别人的,比如听别人说过某某的文章好,拿来看了,怎么也看不出好在哪里,但我要在文坛上混,又要证明我的鉴赏水平,或者某某是权威,是著名的,我得表示谦虚和尊敬,我得需要提拔和获奖,我也就说:“好呀,当然是,你瞧,他写的这幅联,‘×××××××,××××××春’,多好!”孙涵泊不管形势,不瞧脸色,不慎句酌字,拐弯抹角,直奔事物根本,他真该做我的老师。街上两人争执,先是对骂,再是拳脚,一个脸上就流下血来,遂抓起了旁边肉店案上的砍刀。围观的人轰然走散,他爹牵他正好经过,他便跑过去立于两人之间,大喊:“不许打架,打架不是好孩子,不许打架!”现在的人很烦,似乎吃了炸药,鸡毛蒜皮的事也要闹出个流血事件,但街头的斗殴发生了,却没有几个前去制止的。我也是,怕偏护了弱者挨强者的刀子,怕去制服强者,弱者悄然遁去,警察来了脱离不了干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是一走了之,事后连个证明也不敢做。孙涵泊安危度外,大义凛然,有徐洪刚的英雄精神,他真该做我的老师。我的老师话少,对我没有悬河般的教导,不布置作业,他从未以有我这么个学生而得意过,却始终表情木然,样子傲慢。我琢磨,或许他这样正是要我明白“口锐者天钝之,目空者鬼障之”的道理。我是诚惶诚恐地待我的老师的。他使我不断地发现着我的卑劣,知道了羞耻。所以,我没有理由不称他是老师!我的老师也将不会只有我一个学生吧?修鞋匠巷子口就有一个修鞋的,那还是小时候的记忆。每次走到那个巷子口我都会偷看他几眼,不为什么,那是数年来记忆之中应该做的事情。当我偷看他的时候,他似乎都不会发现我。兴许他还是认识我的,毕竟我每天都会从他身边走过几次。鞋匠总是穿着他那破衣服,一年也不会换几次衣服。缠着他那打满补丁的围裙坐在那里,慢悠悠做着他那工作,无数只人们送来修补的鞋子静静地立在一旁。这是他多年的习惯,太阳出来时他就已经在这里,太阳下山了还有个黑影在这里走来走去。这种生活对于鞋匠似乎从来都不会忧虑。有一天,我又偷看了鞋匠一眼。发现鞋匠面前堆满了各种塑料瓶,有黄色的可乐瓶,白色的矿泉水瓶,各式的塑料制品在他面前堆成了一座小山,甚至再没有空地供他堆这些废品。鞋匠的摊位是立在那间古房屋檐下的,还有一辆老式“二八”载重自行车停在那里,偶尔能听到“嘎嘎”的声响,伴着鞋匠敲鞋的声音,还有他那满面的尘土,沾满油污的黑色工具,我开始觉得有点恶心起来。再看看那一条补了许多白补丁的围裙开始泛黄,越发地显出鞋匠生活的卑微。于是,我走过巷口不再偷看鞋匠如何操纵他手中的小锤子。即使在没有下雨的日子里,我也会用雨伞来遮避和鞋匠的目光对撞。在我经过这个巷口的生活中,不再有这个鞋匠的存在,也不复有那辆老式“二八”单车的记忆。我似乎很矛盾,在一个下着小雨的日子里。我从伞下偷看了鞋匠一眼。鞋匠旁边站着一个可爱小女孩,女孩的衣衫虽然颜色很淡,但穿得整齐,洗得非常干净。女孩左手拿着一个饭盒,右手拿着一把勺子,在仔细喂鞋匠吃饭。鞋匠吃着女儿喂的饭,微笑着看着过往的行人。我沉思半晌……尔后,我把家里所有塑料瓶,和我认为的废品一并送给了修鞋匠。鞋匠眼中闪着感激,但始终没能说出口。但记忆让我清楚知道,那天我送东西给他的时候,鞋匠露出了他从未让人看到过的整齐的满口的白牙齿。只有记忆记得有曾经拥有。我穿过巷子时,再也不会撑伞。每过几天我也会和鞋匠聊几句近来的情况,甚至会聊到那个小女孩。我后来才知道鞋匠并没有生儿育女,这个小女孩是在路口遇上的,那时她躺在那里,鞋匠一大早经过时就遇上了,鞋匠的老伴也很高兴。鞋匠本来就打算几年前就消失在这个巷口的,可当后来……我每次也会和他谈谈我生活,工作中的困扰。我们的交往因为小女孩越变越深。繁星》我想,在二十世纪有名气的女作家中,冰心算不上最有才华的一位,但我认为她是所有女作家中最内敛的一位。因她从不爱张扬,一生都过着非常低调的日子。其实,过去的我,并不喜欢冰心的作品。因为她没有张爱玲的旷世才华,也没有林徽因的清丽典雅,更没有丁玲那种文学女战士的风范。冰心的作品永远给人一种透明的纯净,宁静中蕴含着朴实与真诚。也许,这正是冰心的智慧吧,永远把自己定格成一颗最平凡的繁星,而不是争奇斗艳把自己点缀成一个最耀眼的明星。试想,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一个如此知名的女作家能这样有分寸的把握自己,难道不是人生的智慧吗?最难得可贵的是,尽管把自己放在繁星的位置上,但她从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而是无时无刻不在体现着自我的价值,自我的超越。仅仅从这一点,就能说冰心已是二十世纪最成功的女作家了,成功在她用她的完美留给一个时代永远的佳话。这或许就是美好的品德、伟大的人格吧。有句话说这个世界上并不缺少有才华的人,而是缺少有美德的人。如果让你在才华和美德面前只选择其一,我想大多数人会只选择美德。美国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伊丽莎白也是其中的一位,一本书上曾写过,有一次玛格丽特去参加一个座谈会,在座谈会上,所有的作家都夸夸其谈,称自己的作品写了几十部,甚至上百部。最后轮到玛格丽特时,只见她坐在一个最不起眼的角落里,轻描淡写的说:“我只写了一本《随风而逝》。”听到《随风而逝》,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面色绯红。到了我们这个二十一世纪,提起地球上的明星似乎贬多于褒,尤其是现在的女明星,真真正正个个让人大倒胃口。每当我看到她们用手势来来回回在表达着自己无限丰富的情感,并且时不时的发嗲,这个蛮什么,那个蛮什么的时候,我真为她们汗颜。她们整天把自己粉饰的千奇百怪,目的就是想出人头地,让万众瞩目啊。当然我所说的都是一些爱慕虚荣的小星而已,对于真正的大明星我同样是无限崇拜的。比如千古才女蔡文姬、李清照之类,再比如绝代佳人奥黛丽赫本、费雯丽等等。但谁也不会否认明星会有明星的悲哀,繁星自有繁星的快乐所在。天空中繁星点点,我知道我就是那个最不起眼的一个,因为我简单,更因为我平凡。尽管我淡然,但我就像冰心女士一首诗中所写,我不喜欢向日葵,我只愿做一朵出污泥而不染的水莲。繁星点点,构成了一个美丽的星空。点点繁星,也才能托起多姿多彩的梦。朋友,做一个繁星吧,它会完美你一生的前行路程。、《奶奶》坦率地说,对于奶奶的记忆是模糊的。记忆深一点的只有两件事。一件是她同母亲的吵架。那里我还很小,不知道事情的原委,他们吵得很厉害。性格内向、老实的父亲没有说话,我也只是害怕地躲在从堂厅到厨房的过道里哭,同哭的还有比我大两岁的姐姐和小两岁的弟弟。自此后,奶奶就随我的大伯在一起过,而且在相距六七华里的另一个村庄。另一件事是奶奶老了以后,患了老年痴呆症,成天坐在大门口,也不到处走动。我去看她,问她是否认识我。很奇怪,一向混沌的眼神霎时清亮起来,竟清楚地叫出了我的名字。但转瞬即忘,不多一会儿又糊里糊涂地问起我是什么人来,只得耐心地告诉他我是谁,她竟也在思索,寻找如薄雾般的记忆。奶奶生育了四个儿子,老三是个傻子,我们侄儿辈喊他“孬爷”。因为风湿性心脏病,“孬爷”先奶奶而去了。在“孬爷”下葬的那天,八十八岁的奶奶似乎又清醒起来,朝着“孬爷”的墓地方向看着,呆呆地。几天后,奶奶也过世了。村子里的人说,“孬爷”入土为安,奶奶也就放心了,世上没有什么事让她操心了。出殡那天,几个孙儿扶着棺木送奶奶上山。趟着路上的积水,想起她的糊涂中竟认识我之事,禁不住悲从中来,心中酸痛,泪水随着奶奶棺木的摇晃而滚落。、《人之常情》爱在左,同情在右,走在生命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香花弥漫,使穿枝扶叶得行人,踏着荆棘,不觉的痛苦,有泪可落却不是悲凉。—题记生命如酒,或清冽,或干涩,因为有了情,它变得香醇;生命如歌,或高亢,或低沉,因为有了情,它变得悦耳;生命如画,或浓艳,或暗淡,因为有了情,它变得美丽多彩。人之常情,我想应该有同情。是谁,让那曲爱得乐曲久久萦绕在空中?丛飞,当他第一眼看到失学儿童到被死神眷顾为止,一直把自己的爱和金钱奉献。他的歌声也许没有往昔的动听,却赢得了最虔诚的掌声。若无同情他怎会如此,同情使他生命得到永恒,使孩子们生命充满希望。人之常情,我想应该有亲情。你知道从万丈悬崖坠落的结果么?记得多年前的那场摩天轮事故至今历历在目。一家三口在享受天轮之乐时,突然摩天轮出现故障,就在他们从天坠落的时候,令人吃惊的一幕发生了,父母用双手托起了孩子,托起了生命的天空。有人说,那一刻的天空异常的宁静,泪水模糊了每个人的双眼,每个人都有一种回家的冲动。人之常情,我想也应该有师生情。不久前的汶川地震,震碎了每个人的心,然而有一种感情让人们久久难以忘去。谭千秋,一位普通的教师,在地震时,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从天而降的钢筋水泥,用自己的脊梁为身下的学生支起了一片生命的天空。苟小超,一位小学教师,在地震时,三进三出坍塌的教学楼营救自己的学生。当他最后冲进教学楼时,水泥板压住了他,然而他的双手仍紧紧地抱着两个学生。一句“人之常情”饱含多少爱,也许正是这些平平常常的感情诠释了生命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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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系统戴相龙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天津市市长、现任中国社保基金会理事长王成铭中国人民银行党组成员兼机关党委书记 中央金融工委副书记樊晡生中国人民银行总行 党委书记史纪良原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副行长、现政协委员,中国银监会副主席王启人原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行长助理。 中央委员,中央驻澳门联络办主任李东荣中国人民银行总行 第一行长助理段晓兴原中国人民银行总行 行长助理金建栋原人总行金融管理司 司长郭玉华原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人事司司长任 侠中国人民银行内审司 原副司长蔡 荀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 副行长李亚新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 副行长郝治安 人民银行太原市分行 行长赵保卫 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朔州分行 行长路国英 中国人民银行甘肃省分行 副行长郭义明 原中国民生银行财务总监李小秋 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 副行长王树臣中国人民银行宁夏分行 行长商业银行系统总行牛锡明交通银行总行 行长陶礼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总行 行长段晓兴原华夏银行行长史纪良原中国农业银行总行 行长吴北英中信银行总行 副行长王文彦中国工商银行总行 董事乔 伟交通银行董事会 副董事长魏盛鸿中国民生银行总行 副行长林克平 中国民生银行总行 党委副书记宫少林 招商银行总行 副行长 招商局集团董事刘淑兰中国建设银行总行 副行长顾京甫 中国建行总行业务总监(副行长级别)钱中涛 中国进出口银行总行 副行长王希坤中国光大银行总行 副行长郭玉华 中国进出口银行副行长、兼纪委书记郝 震 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审计局 副总经理郭义明 中国民生银行总行财务总监、党委委员朱红波中国农业银行党委委员 纪委书记胡亚辉中国工商银行总行个人金融业务部 副总经理王 燕中国建设银行总行信息技术管理部 副总经理何志成中国农业银行总行 高级经济师陈 伟平安银行副行长何仲森银川商业银行董事长于化北 河北省张家口商业银行 董事长谢 卫全国人大代表 交通银行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各地分行杜 炜 中国农业银行甘肃省分行 行长沈若雷 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 行长张德宝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办公室 总经理杨志宏中国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 总会计师张永革中国农业银行青海省分行 行长周金伦 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 行长李楚章 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分行 行长姚金华光大银行南京分行 行长施继德 中信银行苏州分行 行长王树臣 中国银行宁夏自治区分行 行长徐常宁 中国建设银行宁夏分行 副行长束 坚 中国农业银行新疆自治区分行 副行长沈弟茵 交通银行海南分行 副行长李文占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河南省分行 副行长杨 杰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山东分行 副行长魏秀兰 中国农业银行山东省分行 纪检委书记汪长安 中国银行福建省分行 副行长于丕涛 国家开发银行福建省分行 副行长倪百祥 中国工商银行浙江分行 行长任海龙民生银行杭州分行 行长潘守庚 中国银行黑龙江省分行 行长闫振生 中国银行石家庄分行 副行长杜 炜中国农业银行甘肃省分行 行长徐 良 深圳发展银行成都分行副行长申松君 中行浙江省分行行长邱发宗 中行四川省分行行长叶一新 中行澳门分行行长王德衍工行新加坡分行行长丁燕生前中银香港及中银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副总裁吴念鲁前中国银行卢森堡分行行长张 斌中国银行深圳分行业务部总经理吴庆平中国工商银行山东莱芜分行 行长书记曹 霖 中信银行深圳分行副行长地方政府章锐夫湖南省政协 副主席高瑞科湖北省人民政府 副省长王诗全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骆玉林青海省副省长韩 英广东省九届人大副主任庄惠春 浙江绍兴市人民政府 原副市长曾广宇 民建北京市委员会 副主委杨任远 原江苏省国土资源厅厅长邵明钧 广东省深圳市税务局 原局长周桂根 江苏省财政厅厅长李双成江苏省财政厅 副厅长邵桂芳江苏省连云港市人大 原副主任李小平江苏省地税局 局长张 凡陕西省西安市人民政府 副市长黄玉德 陕西省西安市地方税务局 局长李生诚 新疆银监局 局长吴炳贵广西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副主任李培林湖北省财政厅副厅长朱小莉 湖北省水利厅纪委书记叶 青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王小烈河南省审计厅 副厅长王连清河南省国家税务局 局长缪学刚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环保厅厅长王希龙江苏省徐州市市委 书记左绍伟河北省财政厅 副厅长顾月涛 河北省秦皇岛市人大办公室副主任章永福 河北省保定市人民政府 副市长王维国甘肃省地税局 局长董树林甘肃省煤炭工业局 局长崔正华甘肃省人民政府 副省长赵 春甘肃省发改委 主任吴仰东甘肃省白银市政府 市长张智军甘肃省财政厅 副厅级冯 毅云南省审计厅厅长陈秋生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财政厅 厅长陆 浩云南省统计局 局长陈辉明 重庆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何绍华 成都副市长赵世洪河北廊坊市委书记刘新春山西省太原市人大 主任李爱庆 北京市财政局副局长、北京国资公司董事长王 罡北京市财政局机关服务中心 办公室主任黄炳福江苏省苏州市委 副秘书长赵文娟江苏省苏州市政协 副主席任振荣 财政部驻宁夏监察专员办事处 专员吕 勇 海南省财政厅副厅长贾国明青海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竺向东 青海省财政厅办公室 副主任杨之春甘肃省政府办公室 处长李 津宁夏地税局 副局长蒋金波河南省委政策研究室 巡视员 省委书记办公室 副主任企业科研学术团体金建栋国泰证券首任总裁邵 淳华夏证券有限公司原董事长谢 卫全国政协委员、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姚江涛 江南证券有限公司 总裁张树忠大通证券总裁吕世杰中国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石红昕 国金证券人力资源总监胡 峰银河证券首席基金分析师董 锋中信建投证券公司财务总监缪建民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戴凤举中国再保险有限公司原董事长 总经理刘家德 中国人寿股份副总裁冯知杰 中国人寿财险副总裁沈若雷 花旗人寿董事长王新利 民安保险(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深圳分公司总经理王志泰中国人保信托投资公司原副总经理叶 楠招商局海达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总经理段方晓 瑞泰集团副总裁陈剖建 天安集团董事长刘 央西京投资管理公司(香港)主席向可碧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云南省分公司 原总经理张亦兴 中国银行信托投资公司 董事汪晓峰 金信信托董事长刘志忠尤尼泰税务师事务所董事长徐 波微软中国区财务总监魏 东涌金集团创始人谭丽霞海尔集团副总裁,首席财务官陈基华 中国铝业执行董事、副总裁范肇平 南山集团副总经理谭纯喜 中国审计报社社长陈永达 原青海省工商银行副行长、现杭州工商干部管理学院 副院长姚 遂 中央财经大学原副校长姚得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原副校长李光龙安徽大学经济学院 副院长郝如玉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杜英斌山西财经大学前校长刘姝威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CCTV感动中国人物易仁萍南京审计学院院长、党委书记;中国内部审计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高一斌 国家会计学院第三任院长 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刘 怡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财政学系副主任于中一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生导师、著名财政学专家梁红梅西北师大经济教研室 主任赵国春 新疆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院长张天成中国总会计师协会常务理事徐 锷攀钢集团总会计师、副总经理陶 冬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香港)有限公司 副总裁黄 强涌金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总经理沈若雷 香港申联国际投资(香港)有限公司 董事长郑 浩凤凰卫视中文台专题组 副总监魏崇智 香港中国广告有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小平 中国金币总公司副总经理张志鸿鸿基世业房地产公司董事长袁振宇北京住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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