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为凭
“十三五”时期会计改革与发展的主要任务
（一）加强会计法制建设。
1.完善会计法律体系。修订《会计法》、《注册会计师法》及其配套法规、规章，提高会计法律法规的科学性、严肃性和可执行性，进一步规范会计审计行为，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和审计执业质量。
2.广泛开展会计普法教育。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宣传会计法律法规和准则制度，广泛宣传加强法制、依法理财、维护国家财经纪律的重要意义，引导单位负责人和社会各界重视、支持会计审计工作，引导广大会计工作者学好用好会计法律知识、自觉树立诚信理念，努力构建学法、用法、守法长效机制。
3.加强会计监督检查。认真开展对《会计法》及会计准则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按照定期随机抽查与不定期专项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创新监管手段，主动公开检查结果，严肃查处违法会计行为，切实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研究建立会计诚信档案和会计“黑名单”制度，将会计人员、注册会计师的诚信记录和单位会计信用信息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理顺会计监管机制，整合会计监管资源，形成会计监管合力。
（二）加快推进政府及非营利组织会计改革。
1.建立政府会计准则制度体系。加快落实国务院批准发布的《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改革方案》，有序推进政府会计改革，在已发布的《政府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基础上，加快制定政府会计具体准则及应用指南和政府会计制度，建立健全政府会计准则制度体系，为编制权责发生制政府财务报告和健全完善政府财务报告体系奠定基础。研究制定政府成本会计制度。抓好政府会计准则制度贯彻实施工作，完善信息化建设等相关配套措施，确保政府会计改革顺利进行。积极参与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建设，不断提高我国在国际政府会计标准制定中的话语权。
2.完善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适应民间非营利组织发展要求，密切跟踪基金会、社会团体、民办医疗、民办教育等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会计核算等情况，研究修订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进一步规范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管理，促进社会事业健康发展。
3.修订社会保险基金等基金（资金）类会计制度。积极配合社保、住房、土地等制度改革，适时修订社会保险基金、住房公积金、土地储备资金等基金（资金）类会计制度。
（三）健全企业会计准则体系。
1.完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根据经济社会发展要求，适时修订、完善相关企业会计准则，及时发布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研究制订我国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相关会计政策。规范企业会计准则体系体例，清理企业会计准则制度类规范性文件，进一步完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
2.继续保持企业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立足我国实际情况，适应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发展，积极稳妥推进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持续全面趋同。积极参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各层面事务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制定工作，不断提高我国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充分利用亚洲—大洋洲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组、中日韩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会议、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新兴经济体工作组等多边、双边交流机制，协调立场，争取支持，为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建设和国际趋同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深度参与国际综合报告委员会工作，提高我国对国际综合报告框架等规则制定的影响力，持续研究综合报告在我国的适用性和可行性。
3.加强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实施。加强企业会计准则宣传、培训和对其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密切跟踪、分析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及时了解企业会计准则执行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完善企业会计问题应急处理机制。健全沟通协调机制，定期与监管部门、有关企业及会计师事务所等沟通交流企业会计准则实施情况。加强企业会计准则与税收政策、监管政策的协调。做好小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实施的监督、指导。
4.完善企业会计准则外部咨询机制。发挥会计标准战略委员会在会计准则建设中研究咨询、决策支持的重要作用。发挥会计准则委员会在会计准则研究、起草、实施以及对外交流、组织联系咨询专家队伍等方面的作用，为企业会计准则建设提供重要支撑。健全企业会计准则咨询专家队伍，充实研究力量，改进咨询方式，提高咨询水平。
（四）推进管理会计广泛应用。
1.加强管理会计指引体系建设。坚持经验总结和理论创新，加强政策指导，2018年底前基本形成以管理会计基本指引为统领、以管理会计应用指引为具体指导、以管理会计案例示范为补充的管理会计指引体系。制定发布系列分行业产品成本核算制度，推动企业切实改进和加强成本管理。加强管理会计国际交流与合作，不断提高我国在国际管理会计界的地位和影响力。
2.推进管理会计广泛应用。认真抓好管理会计指引体系实施，采取政策宣讲、经验交流、成果推广、人员培训、理论研讨等多种形式和措施，深入推动管理会计广泛应用。同时，加强管理会计理论研究、教学教材改革，支持管理会计创新中心建设。
3.提升会计工作管理效能。以深入实施管理会计指引体系为抓手，积极推动企业和其他单位会计工作转型升级，进一步发挥会计工作在战略管理、预算管理、成本管理、营运管理、投融资管理、绩效管理、风险管理等方面的职能作用，促进企业提高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促进行政事业单位提高理财水平和预算绩效，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五）完善内部控制规范体系。
1.完善内部控制规范体系。按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对财政资金分配使用、国有资产管理、政府投资、政府采购、公共资源转让、公共工程建设等权力集中的部门和岗位实行分事行权、分岗设权、分级授权，定期轮岗，强化内部流程控制，防止权力滥用”的要求，研究制定政府内部控制规范和非营利组织内部控制规范，修订《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将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对象从经济活动层面拓展到全部业务活动和内部权力运行。制订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量化指标体系。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研究制定《小企业内部控制规范》。积极开展内部控制对外交流与合作，深入参与国际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标准制定工作。
2.加强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加强对中央企业执行内部控制规范的政策指导，推进地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施内部控制规范。密切跟踪上市公司执行内部控制规范情况，定期发布上市公司执行内部控制规范情况报告。会同监管部门制定中小板、创业板和新三板挂牌公司执行内部控制规范的政策措施。认真贯彻落实《财政部关于全面推进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建设的指导意见》，加强对行政事业单位执行内部控制规范情况的监督检查，推动行政事业单位全面开展内部控制建设。
（六）加强会计信息化建设。
1.推进企业会计准则通用分类标准有效实施。不断更新企业会计准则通用分类标准，推动监管部门在监管领域制定和实施监管扩展分类标准，形成各部门协调配合的财务报告数据交换标准体系，适时推动建立以披露财务报告数据为主的社会化会计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研究制定企业账户层面和交易层面会计数据以及相关业务数据交换标准，降低会计信息生产成本和企业内外部交易成本，促进企业数据的深度利用。积极参与可扩展商业报告语言（XBRL）等国际标准制定工作，全面提升我国在会计信息化领域的国际影响力。
2.不断提高单位会计信息化水平。认真抓好《企业会计信息化工作规范》等制度的贯彻落实，在不断提高企业会计信息化水平的同时，积极探索推动行政事业单位会计信息化工作，推动基层单位会计信息系统与业务系统的有机融合，推动会计工作从传统核算型向现代管理型转变。引导企业以可扩展商业报告语言（XBRL）提升内部管理信息标准化，促进财务、业务数据的融合与互联。同时，密切关注大数据、“互联网+”发展对会计工作的影响，及时完善相关规范，研究探索会计信息资源共享机制、会计资料无纸化管理制度。
（七）大力发展会计服务市场。
1.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健康发展。不断拓展会计师事务所业务领域，研究建立公共部门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政府购买注册会计师专业服务制度，支持会计师事务所拓展涉税服务、管理会计咨询、法务会计服务等新型业务。研究探索改进会计师事务所选聘方式和审计费用支付方式，着力增强独立性。推动大中型会计师事务所广泛采用特殊普通合伙组织形式，鼓励小型会计师事务所优先采用普通合伙组织形式，适当、适度限制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从事关系公众利益的高风险业务。指导会计师事务所加强内部治理和总分所一体化管理，完善大中小会计师事务所合理布局，进一步推动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做强做大，促进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健康、规范发展。
2.推进代理记账业务不断发展。加强对代理记账业务的政策扶持和业务指导，促进小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其他小型经济组织选择依法设立的代理记账机构代理记账，支持小微企业等的健康发展。探索建立政府购买代理记账服务制度。注重发挥各代理记账行业协会在行业自律方面的服务作用。积极支持其他会计咨询、会计培训等服务业务的大力发展。
3.加强注册会计师行业和其他会计服务行业的行政监管。进一步完善注册会计师行业法规制度，落实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简政放权要求，简化会计师事务所设立审批和变更备案，健全会计师事务所退出机制。完善注册会计师考试、注册、职业责任保险等制度。改进中央企业审计轮换制度，探索大型企业集团“主审+参审”审计模式。适应金融改革和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要求，完善会计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期货审计业务管理制度。加强政策协调，研究解决对会计师事务所多头检查、重复检查等问题，探索联合监管机制，形成监管合力，提高监管效能。加强对代理记账机构的事中事后监管，完善代理记账管理信息化平台，建立代理记账机构信息公示制度。探索会计服务业信用体系建设。
4.推进会计服务市场开放。坚持平等互利原则，抓好双边、多边会计服务市场开放谈判和跨境审计监管合作。鼓励会计中介服务机构开展跨境服务，规范会计师事务所跨境执业行为，发挥会计师事务所在中国企业、中国资本“走出去”过程中的积极作用。指导支持会计师事务所以成员所模式为主流构建国际网络、参与国际竞争，重点扶持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创建民族品牌国际会计网络或在加盟的国际会计网络中日益发挥重要影响。
（八）实施会计人才战略。
1.深化会计职称制度改革。以会计人员能力框架为指导，改革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评价制度，改进选才评价标准，完善考试科目设置，加强考务管理，提高考试内容的针对性、适应性，推动增设正高级会计专业技术资格，形成初级、中级、高级（含副高级和正高级）等层次清晰、相互衔接、体系完整的会计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评价制度，充分发挥会计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评价对会计人才选拔、培养的导向作用。进一步完善会计人员结构，到2020年具备初级资格会计人员达到500万人左右，具备中级资格会计人员达到200万人左右，具备高级资格会计人员达到18万人左右。
2.完善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制度。完善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制度，指导会计人员继续教育，不断提高会计人员专业胜任能力。加强继续教育教材、师资队伍建设，丰富继续教育方式、内容和手段，推广在线教育等现代化培训方式。加强对会计人员继续教育机构的管理，规范会计培训市场，坚决打击乱收费、假培训等违法行为。
3.深化会计领军人才培养。研究制定《全国会计领军人才培养工程发展规划》，健全全国会计领军人才培养工程及其特殊支持计划长效机制。创新选拔、培养机制，完善考核、使用制度，不断充实全国会计领军人才队伍，到2020年，完成全国会计领军（后备）人才达到2000名的培养目标。继续推进会计领军人才特殊支持计划。指导各地财政部门和中央有关主管单位开展的会计领军人才培养工作。
4.加快行业急需紧缺专门人才培养。加快推进管理会计人才培养，力争到2020年培养3万名精于理财、善于管理和决策的管理会计人才。继续加强总会计师制度建设，推动在大中型企业、行政事业单位配备总会计师（财务总监），深入推进大中型企事业单位总会计师素质提升工程。适应我国政府职能转变和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要求，加大政府会计领域人才的培养力度，造就与政府会计改革要求相适应的会计人才队伍。积极推进高端会计人员和注册会计师国际化人才培养。
5.指导会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加强与教育部门的协调，推动加速培养应用型高层次会计人才。研究完善会计硕士专业学位质量认证体系，加大案例研究和教学，创新会计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积极推进设立会计博士专业学位，完善会计专业学位系列。积极推动会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和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双向挂钩”。
6.加强会计人员职业道德建设。制定会计人员职业道德规范，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大力弘扬会计诚信理念，探索建立会计诚信档案制度，加强督促检查和行业自律，不断提高会计人员的职业修养和素质，进一步提高会计社会公信力。
7.加强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完善会计从业资格考试大纲，充实、更新无纸化考试题库，提高会计从业资格考试的公正性、科学性。加强会计人员信息化管理，建立统一的会计人员管理平台，促进会计人员基础数据的共享和利用。
8.加强会计管理队伍建设。健全会计管理队伍的选拔、培养和使用机制，要将作风正派、责任心强、业务素质高的干部充实到各级会计管理队伍中来。加强对全国各级会计管理工作者的培训工作，指导、督促会计管理工作者不断更新观念、创新思维，改进工作作风，加强理论业务修养，进一步提高服务社会、服务会计人员的能力和水平。
（九）繁荣会计理论研究。
1.加强对会计理论研究工作的指导。坚持理论创新和理论联系实际，指导会计理论工作者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和财政会计中心工作实际，深入开展会计学术研究和理论创新，加快建立具有中国特色、实现重大理论突破并彰显国际影响力的中国会计理论和方法体系。指导会计理论工作者深入改革实践一线，总结实践经验，形成理论指导，推动会计改革与发展。指导会计理论工作者进一步丰富会计理论研究方法，切实改进文风学风，不断净化学术环境。
2.发挥会计学术人才高端引领作用。继续抓好会计名家培养工程等学术带头人培养；进一步完善《会计研究》、《中国会计研究》（英文版，CJAS）、优秀论文评选等会计学术成果评价机制，推出一批重大研究成果和高端会计学术人才，更好地推动中国会计理论研究走向国际。
3.加强会计学术组织建设。加强对各级会计学会的业务指导，支持学会依法开展学术活动，规范学会内部管理，努力把学会建设成为服务会计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智库。不断改进学会会员服务，进一步提高组织凝聚力、增强社会服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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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文从科学研究方法论角度，对会计理论研究历史作了简要的回顾与展望。首次将会计理论研究的百年历史划分为20世纪初至70年代前、70年代至 80年代中期以及80年代中期迄今三个阶段，并分别总结了其相应的方法和方法论特征。本文认为，一部会计理论研究史表明，新会计理论不断替代旧会计理论的过程实质上是在会计环境变迁影响下，科学研究方法和方法论不断完善和更替的过程。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会计理论研究终将遵循精致证伪主义方法论、完成以公允价值会计取代历史成本会计为核心的全方位的变革。人类会计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已有数千年历史。根据会计史学家的考证，早期的复式簿记系统最初出现于12至13世纪的意大利若干城市的商人和银行家的账簿中（葛家澍、林志军，2001）。如果从复式簿记这一现代会计产生的标志算起，则有近八百年的历史。而对于会计理论的研究，一般认为始于斯普拉格（Sprague）1907年出版的《账户原理》（Philosophy of Accounting）。该书一反以往教科书纯粹罗列和介绍会计实务的做法，从一定的理论高度来讨论账户原理，并且对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和资产负债表等基本概念作了详细的讨论。从这一意义上讲，该书“是构建会计理论最初的尝试”（葛家澍、刘峰，1998）。由此也可认为会计理论研究的历史尚未逾百年。但在这不到百年的历史中，会计理论研究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繁荣的背后必有着正确的科研方法论作为指导。本文拟从科学研究方法论的视角，对会计理论研究的进程做一述评，并展望其未来的发展趋势。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会计理论研究从古典归纳法与演绎法的对立到逻辑实证主义占统治地位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前，会计实务界与理论界似乎并没有建立起应有的密切关系。会计师们还是凭借他们的职业判断来确定每一问题的恰当实务，而对于会计理论的研究仅仅局限于学术界。一些学者运用英国哲学家培根所发展起来的古典归纳法，通过对现存会计实务和惯例的归纳，形成了描述性的会计理论。这一学派认为，会计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处于不断的发展进化之中，那些已经经历了外部环境冲击、检验，并在实务中得到保留的会计理论和方法，在现行会计理论和方法体系中的存在，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葛家澍、刘峰，1998）。因此，其主要特点是最大限度地认可现行实务，只对其提出局部的改良意见。其代表作有哈特菲尔德（Hatfield，1927）的《会计学：原理与问题》（Accounting-Its Principle and Problem）等。另外一些学者则试图运用“假说-演绎”方法，从少数几个会计学科最核心的概念出发，通过对这些概念的讨论和界定，来逐步构建起逻辑严密的会计理论体系，其代表作有佩顿（Paton，1921）的《会计理论》（Accounting Theory）、坎宁（Canning，1929）的《会计中的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Accountancy）等。这一时期由于会计理论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因而所体现的方法论也较为简单，即古典的归纳法和演绎法。但规范会计研究的两大学派-归纳会计学派和演绎会计学派已逐渐形成。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迫切要求改变会计实务界的混乱局面，制定上市公司所必须遵守的统一的会计规则或准则。当时美国对会计实务界进行变革的要求大大地促进了会计理论研究的发展与繁荣，也使得会计理论的研究与公认会计原则（GAAP）的制定紧密相连。在归纳与演绎两大会计学派的较量中，由于逻辑实证主义的统治地位和归纳会计学派对这一现代归纳主义科学哲学的引入，归纳会计学派对会计原则的制定和会计实务的影响一直处于支配地位。逻辑实证主义繁荣于20世纪20年代至“二战”期间，但其对会计理论研究的支配地位却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这一时期，归纳会计学派的代表性著作有：桑德斯、哈特菲尔德和莫尔（Sanders Hatfield Moore，1938）的《论会计原则》（A Statement of Accounting Principle）、吉尔曼（Gilman，1939）的《会计中的利润概念》（Accounting Concepts of Profit）、佩顿与利特尔顿（Paton Littleton，1940）的《公司会计准则绪论》（An Introduction to Corporate Accounting Standards）、利特尔顿（Littleton，1953）的《会计理论结构》（Structure of Accounting Theory）和格雷迪（Grady， 1965）的《企业会计原则汇编》（Inventory of Generally 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s）等。这些研究虽然大部分都没有形成逻辑严密、前后一致的理论体系，但对会计准则的制定却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大部分的研究成果被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直接采纳。然而，演绎会计学派的遭遇却截然相反，虽然也有麦克尼尔（K.MacNeal，1939）的《会计的真实性》（Truth in Accounting）、莫立茨 （M.Moonitz，1961）的《会计的基本假设》（The Basic Postulates of Accounting）（即后来的第1号会计研究公报，ARS1）、斯普罗斯与莫立茨（R.Sprouse M.Moonitz，1962）的《试论企业广泛适用的会计原则》（A Tentative Set of Broad Accounting Principles for Business Enterprises）（即后来的ARS3）和美国会计学会（AAA，1966）的《论会计基本理论》（A Statement of Basic Accounting Theory）等一大批研究成果，但由于当时逻辑实证主义在会计界的统治地位，加上演绎法“假设原则”逻辑思路自身论证的难以严密，尤其是会计计量理论与方法（特别是其中的现值计量理论与方法）的落后（谢诗芬、戴子礼，2003），这些研究成果被束之高阁，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在承认其“对会计思想是非常有价值的贡献”的同时，却明确表示不能接受。从准则的制定方面来看，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先后成立了会计准则研究和制定机构，致力于会计准则制定和起指导作用的会计理论的研究。这一时期，会计准则研究成果主要有美国会计程序委员会（CAP）发布的51份《会计研究公报》（Accounting Research Studies，ARS），美国会计原则委员会（APB）1970年发布的《企业财务报表编制的基本概念和会计原则》（Basic Concepts and Accounting Principles Underlying Financial Statements of Business Enterprises），英格兰及威尔士特许会计师协会（ICAEW）发布的《会计原则推荐书》以及加拿大特许注册会计师协会所属会计与审计研究委员会于1946年发布的《公告》第1号等。然而，由于受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原则强调经验证实的影响以及环境的压力，会计职业界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发展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从而限定了可供选择的会计方法。因而，其研究方法实质上仍是仅仅运用古典归纳法对现行会计实务和惯例加以选择和认可，发布的研究公报都是就事论事，缺乏前后一贯性。总之，逻辑实证主义与归纳法的内在一致性使得这一哲学方法主导下的会计理论研究成果无法适应日新月异的会计环境对会计理论变革的需求，其证实原则和归纳法窒息了需要通过演绎逻辑推导出来的对会计原则的制定起指导作用的会计理论的产生和繁荣。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虽然与归纳法内在一致的逻辑实证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占据了会计理论研究方法论的统治地位，但不可忽视的是，逻辑实证主义认为命题的证实分为“逻辑证实”与“经验证实”的思想也对会计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逻辑证实注意“一方面强调经验证实的意义，另一方面又强调对命题进行语义分析的地位”（解战原、胡明，1991），这在会计理论及其研究方法上主要表现为演绎学派和归纳学派的相互借鉴和融合。“归纳法和演绎法两者的理论都可能是描述性的（如实的）或规范性的”（亨德里克森，1983）。归纳会计学派为增强自己描述性理论的一致性和说服力，大量采纳了演绎的方法论，井尻雄士（Ijiri，1975）的《会计计量理论》（Theory of Accounting Measurement）便是一种以归纳推理命题和演绎推理理论两者为依据的描述性理论的例子。演绎会计学派为使其理论及其前提假设更符合现实和更具说服力，也采纳了归纳会计学派归纳推理的方法论。如钱伯斯（Chambers，1966）的《会计、计量与经济行为》（Accounting， Measurement and Economic Behavior）就是一本使用归纳推理命题和演绎推理理论的规范性理论著作（亨德里克森，1983）。证伪主义主导下的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的会计理论研究会计理论研究方法的落后，导致了会计理论的研究在相当一段时期跟不上环境的瞬息万变。于是一些学者开始引进由波普尔（K.Popper）所开创的证伪主义科学研究方法论。证伪主义又名批判理性主义、可错主义，其核心思想可归纳为“反归纳主义”和“经验证伪原由”。过去，许多科学家和哲学家都认为，科学是“经验的科学”，科学知识来自对经验事实的归纳，因此，归纳法是科学发现的方法。而波普尔则认为，任何科学命题都无法用观察经验来证实，因此，不可能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建立普遍真理，应该是“理论先于观察”，科学的发展模式应该是“问题→理论猜测→反驳→新问题”。波普尔还提出了与逻辑实证主义“证实” 原则针锋相对的“证伪原则”，他认为，经验观察的重要性不在于证实，而在于证伪。证伪主义虽然是随着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但其对于包括会计理论研究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有着同样的指导意义。反归纳主义对会计理论研究的影响表现在继续运用演绎法进行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研究，从而对会计准则的制定起指导作用。在认识到“会计假设-会计原则” 这一演绎逻辑所形成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内在缺陷和对现行财务会计问题解决乏力后，1971年，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理事会决定成立以特鲁伯罗特（R.M.Trublood）为首的财务会计目标委员会，这标志着形成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另一条思路已经开始启动。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取代会计原则委员会（APB）后，以特鲁伯罗特报告为基础，继续进行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研究，最终在1973到1985年陆续发布了第1辑至第6辑《财务会计概念公告》（SFAC）。英国会计标准筹划委员会（ASSC，1975）的《公司报告》（The Corporate Report）也是“反归纳主义”运用于会计理论研究结出的硕果。“经验证伪原则”则是通过经济学等其他学科间接影响到会计学的，即实证经济学和财务学的发展导致了实证会计的产生，但对会计理论研究的影响却是革命性的。实证会计研究以美国的鲍尔（R.J.Ball）和布朗（P.Brown）于1968年在《会计研究杂志》发表的《会计收益数据的实证评价》（An Empirical Evaluation of Accounting Income Numbers）为起始标志。随后，比弗（Beave）、瓦茨（Watts）和齐默尔曼（Zimmerman）在70年代所做的一系列开拓性贡献，使实证会计理论在西方财务会计理论中获得认可、普及和发展。实证会计研究的兴起，结束了会计理论界规范研究一统天下的局面，形成规范与实证两大学派，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促进，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会计理论的发展。可以说这一时期会计理论的研究是在证伪主义科学研究方法论的主导下进行的。虽然理论界一直在为实证会计与规范会计的优劣而争论不休，两派之间也是口角不断，但从方法论上讲，它们（尤其是实证会计理论与规范会计理论中的演绎会计学派，二者都共有证伪的特征）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但是，证伪主义也有其内在的缺陷与不足，主要表现在“把检验看成是理论与实验的两角斗争”、“把检验的唯一结局看成是对理论的证伪”（解战原、胡明，1991）。这在规范会计理论研究上表现为：没有坚持以演绎法建立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初衷而中途倒向了具有归纳法典型特征的历史成本会计模式（以FASB的前6辑SFAC为代表）。在实证会计理论研究上表现为信息观的提出（以Ball和Brown的上述实证会计研究开山之作为代表）。信息观认为：有效市场上的投资者有能力寻找和吸纳所有有关信息，会计师没有必要去帮助他们；不要改变历史成本计量属性，只需通过充分披露补充信息就可以提高历史成本财务报告的决策有用性（谢诗芬， 2003）。可见，经验“证伪了”规范的演绎，信息观“证伪了”本应演绎出完美的现值会计模式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信息观和方法论前后不一贯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随着欠发达的市场经济、工业经济向发达的市场经济、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的转变，越来越表现出其不适应性。在面向复杂多变、日趋激烈的外部环境时，外部投资者、经营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面向未来、面向市场作出适合现在的正确的经济决策”（谢诗芬，2004），这对信息观和中途转向历史成本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形成了新的挑战，甚至威胁着会计的地位。80年代中期以来精致证伪主义思想的引入会计理论研究方法论上的缺陷使得学术界对会计理论的研究再次陷入了困境。环境的变化迫使理论工作者继续寻找新的具有生命活力的科学研究方法论。拉卡托斯（I.Lakatos）在批判地吸收其老师波普尔的朴素证伪主义思想和库恩（T.S.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范式” （paradigm）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精致证伪主义思想，即把证伪不是简单地归结为理论与实验的关系，而是看作相互竞争的理论和实验的至少三方以上的复杂关系，当理论与实验观察不符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证伪，“实验是不能简单地推翻理论的”（解战原、胡明，1991）。精致证伪主义方法论的引入使得建立在一系列假设基础上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研究不再屈服于经验的实证。会计理论研究人员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继续深化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研究：从会计目标到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会计要素的定义，再到要素的确认和计量直至要素的报告。目前，包括FASB、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及其金融工具联合工作组（JWG）、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和英国会计准则委员会（ASB）等在内的诸多机构，对价值计量的关键技术- 现值技术的每个细节及计量结果的可靠性进行了持久深入的研究，并大量运用了包括现值在内的复合计量属性“公允价值”概念。FASB于2000年2月发布的第7辑财务会计概念公告（SFAC7）《在会计计量中使用现金流量信息和现值》（Using Cash Flow Information and Present Value in Accounting Measurements）是这一时期规范会计理论研究的重要成果。其他的成果还有IASC现值筹委会的《现值问题文稿》（Issues Paper on Present Value）、IFAC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委员会（IAASB）2002年7月发布的国际审计准则（IAS545）《审计公允价值计量与披露》（Auditing Fair Value Measurements and Disclosures）和AICPA 2003年2月发布的第421号审计准则公告（SAA421，名称同IAS545）等。可以预计，在会计计量取得突破性研究成果后，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下一阶段研究将再次聚焦于财务报告的变革。当然，这种变革显然不同于基于信息观的在保持历史成本模式下增加披露的改革或对财务报告的局部改良①。这一时期，一部分实证会计理论研究者针对信息观下市场对净收益反映非常微弱这一事实，开始放弃有效市场假设等与现实不相符合的前提条件，并以奥尔森（Ohlson，1995）的净盈余理论（Clean Surplus Theory， CST）为基础，逐步形成了实证会计研究的计量观（Measurement Perspective），即会计人员有日益增加的责任把公允价值体现在财务报表本身中，以提高财务报告的决策有用性。计量观与规范会计研究中的演绎会计学派所主张的现值和公允价值会计模式研究结论不谋而合，它对规范会计研究中的归纳会计学派和早期的实证会计理论-信息观形成了巨大的挑战。另一方面，众所周知，我们通常所说的广义实证会计，不仅包括以资本市场为研究对象的经验会计（empirical accounting），而且包括以会计政策的选择等为研究对象的狭义实证会计（positive accounting）。信息观和计量观属于经验会计理论，而以分红计划假设、债务契约假设和政治成本假设三大著名假设（Watts Zimmerman，1986）为代表的契约观属于狭义实证会计理论（PAT）。“如果对实证会计的哲学方法论作更加严格的分析，并结合瓦茨和齐默尔曼在《实证会计理论》和《实证会计理论：十年回顾》中的论述，可以发现，他们对证伪主义思想的运用，更接近于拉卡托斯的精致证伪主义而不是波普尔的朴素证伪主义。”（葛家澍、刘峰，1998）。简言之，国际上的当代会计理论研究在规范会计理论方面，以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为对象、以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为目标、以现值和公允价值会计为核心和特征；在实证会计理论方面，契约观、计量观方兴未艾，信息观也仍有一席之地。这些理论相互竞争、相互补充和印证，共同昭示了财务会计理论与实务的未来发展趋势。它们也很好地诠释了精致证伪主义“应将证伪看作是相互竞争的理论和实验的至少三方以上复杂关系”（舒炜光、邱仁宗，1987）的思想。总结与展望会计理论研究一直在经历着科学研究方法和方法论上的变革，受益于此，新的会计思想、会计概念和会计原则不断涌现，如世界各国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研究、财务报告的变革、“真实与公允”观念的提出、现值与公允价值会计模式对传统历史成本会计模式的挑战等。可以预见，随着科学研究方法和方法论的不断改进和不断引入，会计理论将经历以公允价值会计取代历史成本会计为核心的全方位的变革。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每一次科学的重大发现都与研究方法的进步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以至于可以说“正确的研究方法，已成为科学进步的首要、甚至先决条件。我们说方法论的形而上，涵义之一就在于此。”（葛家澍、刘峰，1998）但我们始终不要忘记，推动会计变革的根本力量并非科学研究方法和方法论，而是会计环境。会计环境的变化对一定科研方法和方法论指导下的会计理论提出挑战，使其只能消极地为自己辩解，而不再能积极地去预言和指导新的经验事实的发现（即拉卡托斯所谓的“退化的研究纲领”）。会计理论界为应对这种挑战，改进了原有的科研方法和方法论，或引进新的科研方法和方法论对无法适应环境变化的会计理论进行变革或重构，这使得新的会计理论这一“进化的研究纲领”能够重新适应新的环境的需求，预言和指导新的经验事实的发现。会计理论研究的历史实际上就是这种“进化的研究纲领”不断取代“退化的研究纲领”，亦即新理论不断取代旧理论的过程，这也就是拉卡托斯的科学发展的动态模式。总之，一部会计理论研究史表明，新会计理论不断替代旧会计理论的过程实质上是在会计环境变迁影响下，科学研究方法和方法论不断完善和更替的过程；在会计理论的研究中从来就不存在唯一的、包罗万象、无所不能的科研方法和方法论；会计理论研究的不断演进既不是纯粹的逻辑演绎和逻辑实证过程，也不是纯粹的经验归纳和经验实证过程，而是量变和质变、连续和间断、积累与创新、进化与革命相互交替的发展过程。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会计理论研究终将遵循精致证伪主义方法论、完成以公允价值会计取代历史成本会计为核心的全方位的变革。注释：①我们认为这种增加披露的改革或对财务报告的局部改良（如财务业绩报告的改进）是运用归纳法构造会计理论的必然结果。这是因为财务报告直接面向使用者，会计对于环境的不适应性将直接表现为财务报告所提供的信息的相关性、可靠性和可比性等的降低，依据归纳法“科学知识来自对经验事实的归纳”的思路，环境对于会计所形成的挑战必然迫使归纳主义者从财务报告开始对会计进行改革，但由于其研究方法上的缺陷，不可能提出根本性的对财务报告的彻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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