染织厂会计实习周记

现实中原型为作者陈杰的爷爷陈立亭（作者及作者弟弟证实）。

陈寿亭，又叫陈六子，电视剧《大染坊》里的人物，由演员侯勇饰演。

《大染坊》所描绘的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民族工业企业萌芽状态下，一群在国难中坚挺的民族企业家艰辛创业的形象。国难当头，实业艰难。在小家与大家的顾盼上，没有以往宣扬的"识大体，顾大局"这样的"集体荣誉高于一切"的老套说教。而是将"爱国顾家"的主题融合与剧作中，从人物之间的矛盾间隙潜移默化的显透出来。

该剧演义了一位由乞丐成长为民族企业家的陈寿亭。整个剧作围绕着三个明线大场景--周村、青岛、济南，三个暗线小场景--东北、天津、上海，通过各个场景所发生的矛盾链接成该剧的精彩。刻画出一个不识字，操控机器、调纵市场、才智过人的陈寿亭，一个有胆识，实业报国、商战抗倭、惩恶扬善的陈寿亭，一个粗言举，粗中有细、谋略满怀、俗中现儒的陈寿亭。套用一句哲言:陈寿亭，完美的矛盾统一体。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陈寿亭

现实中原型为作者陈杰的爷爷陈立亭（作者及作者弟弟证实），其创办的染坊是济南第一染织厂的前身。

拓展资料：

陈寿亭，又叫陈六子，电视剧《大染坊》里的人物，由演员侯勇饰演。

《大染坊》所描绘的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民族工业企业萌芽状态下，一群在国难中坚挺的民族企业家艰辛创业的形象。

国难当头，实业艰难。在小家与大家的顾盼上，没有以往宣扬的“识大体，顾大局”这样的“集体荣誉高于一切”的老套说教。

而是将“爱国顾家”的主题融合与剧作中，从人物之间的矛盾间隙潜移默化的显透出来。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 陈寿亭

1.引言2006年2月23日——2006年2月24日，我们参观了绍兴志仁印染厂、杭州华泰丝绸印染有限公司。经过对工厂、车间的亲身走访，我对所学的专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使我初步了解印染厂加工的常见纺织品；同时，我们的领队老师也给我们讲解了许多染整加工中的工艺流程及特定过程中所需的工艺条件、基本设备。通过这次使我不但增强了理论水平，还要提高了我运用理论知识去解决实际的生产的问题的能力。实习完毕后，我又搜索和查阅了相关的资料，加深了对专业知识的了解，并具体了解了几类纺织品的染整工艺加工过程，初步理解了轧染的基本工艺流程。下面我就举棉织物的轧染和丝绸的印花加工两例进行分析。织物染色基本工艺织物的染色方法主要分浸染和轧染。浸染是将织物浸渍于染液中，而使染料逐渐上染织物的方法，它适用于小批量多品种染色。绳状染色、卷染都属于此范畴。轧染是先把织物浸渍于染液中，然后使织物通过轧辊，把染液均匀轧入织物内部，再经汽蒸或热熔等处理的染色方法，它适用于大批量织物的染色。染色是在一定温度、时间、PH值和所需染色助剂等条件下进行的。用于棉织物染色的染料主要有直接染料、活性染料，还原染料、可溶性还原染料、不溶性偶氨染料、硫化染料等。绍兴志仁印染厂主要是对棉麻、粘胶织物的染色以轧染为主，而杭州华泰丝绸印染集团主要是对真丝织物的印花为主。棉织物的轧染加工和丝绸的印花加工连续轧染一般分为练漂、染色、印花、整装四个主要生产车间。一、基本设备：练漂设备（前处理）：烧毛机（气体烧毛机、铜板烧毛机）、煮练机（平幅、绳状）、氧漂机、氯漂机、丝光机。染色设备：热熔染色机、卷染机、红外打底机、显色皂洗机。印花设备：平网印花、圆网印花、滚筒印花、转移印花、数码印花。整装设备：定型机、拉幅机、磨毛机、压光机、预缩机、码剪机。二、工艺流程：1、棉织物原布检验——翻布打印——缝头——烧毛——（退浆——）煮练——漂白——丝光——烘干——染色——拉幅——后整理——码剪——包装烧毛：烧毛的目的在于烧去布面上的绒毛，使布面光洁美观，并防止在染色、印花时因绒毛存在而产生染色不匀及印花疵病。织物烧毛是将织物平幅快速通过高温火焰，或擦过赤热的金属表面，这时布面上存在的绒毛很快升温，并发生燃烧，而布身比较紧密，升温较慢，在未升到着火点时，即已离开了火焰或赤热的金属表面，从而达到烧去绒毛，又不操作织物的目的。退浆：纺织厂为了顺利的织布，往往对经纱上浆以提高强力和耐磨性。棉织物上的浆料可采用碱退浆、酶退浆、酸退浆和氧化剂退浆等方法，将其从织物上退除。煮练：棉织物经退浆后，大部分浆料及部分天然杂质已被去除，但还有少量的浆料以及大部分天然杂质还残留在织物上。煮练是利用烧碱和其他煮练助剂与果胶质、蜡状物质、含氮物质、棉籽壳发生化学降解反应或乳化作用、膨化作用等，经水洗后使杂质从织物上退除。漂白：棉织物经煮练后，由于纤维上还有天然色素存在，其外观不够洁白，用以染色或印花，会影响色泽的鲜艳度。漂白的目的就在于去除色素，赋于织物必要的和稳定的白度，而纤维本身则不受显著的损伤。棉织物常用的漂白方法有次氮酸钠法、双氧水法和亚氯酸钠法。丝光：丝光是指棉织物在室温或低温下，在经纬方向上都受到张力的情况下，用浓的烧碱溶液处理，以改善织物性能的加工过程。棉织物经过丝光后，由于纤维膨化，纤维纵向天然扭转消失，横截面成椭圆形，对光的反向更有规律，因而增进了光泽。染色：染色是借染料与纤维发生物理或化学的结合，或用化学方法在纤维上生成颜料，使整个纺织品具有一定色泽的加工过程。染色是在一定温度、时间、PH值和所需染色助剂等条件下进行的。染色产品应色泽均匀，还需要具有良好的染色牢度。整理：棉织物整理包括机械和化学两个方面。前者有拉幅、轧光、电光、轧纹以及机械预缩整理等。后者有柔软整理，硬挺整理、增白整理以主防缩防缩整理等。2、图案设计→描黑白稿→感光制板 配色打样→调制色浆 ｝→印花→蒸化→水洗退浆固色→烘干整理→检码 坯绸准备（练白绸或染色绸）感想和体会当我参观完绍兴志仁印染厂、杭州华泰丝绸印染有限公司，不但深化了课堂知识，还得到了许多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在学习了染整工艺过程后，参观了工厂的染整的整个过程，熟悉了基本工艺过程和染整设备，对今后的学习和工作肯定会有很大的帮助。心理感觉压力很的,离找工作的日子越来越近,虽然那些公司的环境不是很好,但体验到了工作的生活，发现自己今后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我会在以后的学习中更加努力，学到更多的知识，然后努力工作。展开自己新的生活旅程！学院：班级：姓名:学号： 2.家纺产品设计工作始终要以市场的需求为导向。南方印染股份有限公司近几年来为了扩大出口产品业务，成立了外贸部，重点经营对美国市场的出口业务。通过交易会洽谈和与美国经销商的沟通，在出口家纺产品设计方面做到了了解市场，了解客户的具体要求与产品设计的定位明确是至关重要的环节。我们在以前从事国内市场家纺产品设计方面主观随意性比较多，有时强调所谓个性化设计而忽视消费者的需求，显得有些盲目性。应该说美国的家纺市场是十分成熟规范的市场，其商业运作也具有十分完整规范的模式，只有在认真，细致地掌握了美国市场的各方面要求和整体的商业运作规则的基础上，设计工作才有的放矢，达到目的。 设计人员要搞好产品设计工作必须参与到整个经营活动的全过程之中，自始至终地与客户进行有效的沟通。对目标市场与目标人群定位有明确的了解，才能减少盲目性。才能有效地打开美国的市场，使自己的产品在美国市场站住脚。由于设计人员不可能直接与美国消费者接触，只能通过间接的方式从经销商方面获取消息，因此，对所掌握的信息要进行全面的分析和研究。制定有针对性的设计方案。而在产品研发的过程中全程更进，不断地调整与修正设计。特别是配色要求，与市场接轨，最终成为有系统的配套齐全的定位明确的主打产品。这个全过程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 搞好外贸产品的设计要做好哪几方面的调查与研究工作。我个人认为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首先，我们从设计角度去认识美国市场与美国消费者对于家纺产品在风格，色彩搭配与纹样，取材，装饰整体效果等几方面基本的需求；其次我们要了解近几年来美国家纺产品的主要流行趋势；第三，根据专业化市场细分的要求对不同产品的特定风格与消费对象作出定位，最后按本公司生产能力与条件制定与实施设计策划。 一般来讲，美国家纺市场与欧洲相比显得更传统与更注重实用性与功能性。欧洲市场变化快，时尚潮流一浪接一浪，需要设计人员时刻地跟进。而美国家纺市场相对来讲有其传统延续性强的特点，因而也比较容易掌握，只要坚持不断地去做，就能把握市场地主流。在花型流派与风格方面，美国家纺市场基本上流行的类别可以归纳为以下几大类:1 植物花卉图案;2 动物兽皮纹样；3 传统维多利亚花卉图案；4 夏威夷图案；5 印度卷草纹样；6 佩斯利纹样；7 莱伊纹样；8 圆圈几何纹样；9 条形格形纹样；10 迪斯尼动漫图案；11 满底小花加条纹图案等等。美国家纺市场的主流风格我大概归纳为：传统，内敛，经典加时尚。当我们在处理这些花型流派的时候，一般会根据眼下的流行要求采用或繁或简，或疏或密，或明快或含蓄的方式把时尚元素融与传统之中进行演绎。以夏威夷图案为例：夏威夷纹样作为一种流派不存在过时与不过时的问题，其题材表现的是扶桑花，海浪，沙滩，热带植物等。其装饰纹样可以运用于各种纺织品，但根据不同种类面料的要求，根据不同流行时尚的演变，它可繁可简，处理手法与颜色搭配也可以产生千万种变化，始终会受到消费者青睐。我觉得所谓时尚性并不存在于其选择何种题材上，而在于色彩组合与处理手法是否融入时尚元素。具体表达某种风格如“简约”，“奢华”，“乡村田园”，“温馨”，“浪漫”等需要考虑图案与色彩的配搭，面料质地与款式设计的有机结合而营造一种氛围。 外销家纺产品的设计成败的关键是色彩的使用与配搭，特别是出口美国家用纺织品必须严格按市场的需求，客户指定的要求来进行配色。一年一度的流行色发布是设计人员必须关注的市场信息。但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纺织品类别与相应的权威机构会发布不同的流行色卡。你必须认真分析和比较几种不同的色卡才能较好的把握今年的总趋势。对流行色的研究只是向你提出了一般意义的设计指导，而要成功地进行对外销产品设计必须对各类家纺产品的配色主流比较中性，稳重，注重空间装饰效果。国内设计人员在配色上用色可能会太触目浮躁。不成熟的色彩搭配要么太刺眼，要么太沉闷，要么太呆滞，总觉得不到位。如果打一个比喻来讲，我们平时欣赏一幅好的油画，它强调的色彩响亮应该是一种微妙的色彩对比，一种灰色的和音。善用灰色，在灰色对比中求得音乐的和弦和响亮就会使配色达到理想的境界。在这里我感觉对色位的把握很重要，一种色彩往往打多次样都很难达到准确。深一点，浅一点，色光偏一点，灰度高低都会影响效果。所以，搞外销设计要认真听取客户对色彩的要求，严格按客户提供的色卡进行配色。国内厂家和商家出于成本和减低库存积压方面因素的考虑，一般投产一套产品最多配4到6个不同的色位，按色调分为冷调，暖调与中性色调等。而在出口产品配色上则不可以这样简单从事。我们在经营美国沙发面料产品过程中，接到的配色卡布要求可能一种花色会有从深到浅，从暖到冷，中性金灰等配色色位。只有像这样齐全的配色卡方能满足各种层次的消费需求。能够做到这一点就能表现出一个公司的整体实力，一般国内厂商很难做到这一点。 前面提到，美国家纺市场是成熟规范的市场。因此在市场的人群定位方面，市场细分也十分明确。窗帘和床上用品布会在面料质地，品种花色上按市场需求区分出很多种类，按照年龄上又分为婴儿类，幼儿类，少儿类，青年类等等。市场的不断区分是一种必然趋势，生产厂商通过更深入地服务于各类人群可以不断刺激消费赢取商机，而设计师则是要更细致地研究各类人群地潜在消费需求，拓宽设计的领域。家纺产品门类包罗万象，一个公司实力再大也难以面面俱到做好每一类。因此，专业化分工势在必行，因而要给每个设计师和每一个厂商都提供一种发展的空间。 产品的品质和稳定的质量保证对外贸出口是至关重要的。从设计角度来讲，也提出了一个质量要求，那就是精益求精，反对粗制滥造。在印花产品设计方面，美国的家纺产品一般都会使用多套色，且花卉细腻耐看。在设计这类花形时要求设计人员有很强的手绘能力与功底。现在由于电脑辅助设计的普及，设计人员往往在电脑上搬抄拼接地设计花样，失去了作为具有韵味和观赏价值设计艺术性，使得产品质量下降，没有发展的后劲。过去老一辈设计人员为美国公司设计花形图案都觉得是十分费功夫的事，唯其费功夫的事，才能保持其长久的生命力和艺术价值。我们不能把创新和自我为主的设计看成是简单化与粗制滥造，只有靠扎实的实力，一丝不苟的精神从事设计工作，才能在国际家纺贸易中脱颖而出，去取信于客户与消费者。优良的产品品质的第一关就是从认真敬业的设计开始。至于说到在对外贸易中自主设计，引导市场，这多年来只是口号，你只有更多的参入国际交流，在本企业科技进步，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与提高的基础上以高标准严要求为出发点才能逐步地建立起自主产品的信誉，创出有竞争力的品牌。 3.质检员在检验台布的时候，1．对照样品，看大货是否符合样品要求；先确认面料，绣花线，做法是否同样品一致。包括面料的克重、颜色，绣线的颜色；最好拿留底的布样及线卡来对照，尤其注意面料的色差问题做工必须同确认样一模一样,且要保证质量.2．检查台布的方正度，主要是通过对边折，及对角折的方法。对于印花窗帘的倾斜度检验尤为重要，因为窗帘的尺寸大又有纯缝制的原因，容易造成图案或布丝倾斜；另外注意要足尺寸。3．要对扒丝，线毛，脏污，漏针，烫眼的糊点等等细节的问题注意；4．对于不同的布料对接的台布，由于布料的收缩性不同及绣线时上撑子的松紧度把握的不好，容易造成抓褶的现象；还有，洗涤剂运用不当或其它原因可能会使台布失去光泽度,要注意.台布上浆洗刷不净,容易留下白斑.5．对包装的检验：按照客户的包装要求，严格检验；包括对外箱箱唛、吊牌、水洗标、不干胶、彩卡、包装袋等等的检验。生产工艺流程：一：裁印：严格按生产样进行裁印，确保数量和尺寸，确保下水和不下水产品所用的蓝的质量。 印蓝要清晰，按布丝的经纬对准，要放的平，放正，无折叠，图案要清晰，无漏蓝、重蓝。二：绣花：1）电脑绣花：要严格按照样品绣；针码要均匀细密、无偷工，无漏工，花型要饱满，绣花不能脱扣;用小机绣时,要沿印蓝图案绣制;2）锁链绣：针码要求5-6针/cm，线条要求流畅完美，绣线不能起毛，正面线毛要少。3）手绣：要求线条流畅，无漏工、漏绣；三：平缝、缝合：严格按照工艺要求进行缝合，针码要求6-7针/cm,边距按工艺要求，没有要求的按距边1cm处缝合，线条要顺直；合角时针码要小，割角必须是直角，边子内不能有线毛，不能扦里子，底面线要均匀，不能皱底布。四：包梗工艺：密度要求7-8针/cm,包梗线要紧扣在梗线两边，不能漏梗，梗线不能太松或太紧。五：上浆工艺：根据面料的成分和特性，对需要上浆的面料进行上浆。六： 熨烫：对货物的熨烫要做到平整，直、方，无斜角，无兜心、糊点七：刻货/扣眼：1）机器刻边要求刻到位，无毛茬2）电笔刻边、烙眼：不能刻到边，无糊点、糊边，无漏眼4.2006-5-19 18:45广交会结束了，做个总结。今天发布出来与大家分享，可能有的朋友不是做这行的，但也可以参考一下。虽然写的不多，写的是些比较简单的东西，却是自己亲身经历，相信大家看了可以避免某些不必要的失误，然后注意该注意的地方。（呵呵，废话了）一，客户来了，拿着谈判本和笔，首先要交换名片，如果客户没有主动给，一定要及时地要出来，订在本子上，然后对于客户所询的每个规格的产品，都要记录。包括货号，尺寸，数量，客户走后一定要立刻拍照，以备回去后给他报价联系，必须附上图片，客户才有印象。客户走后，要及时整理样品和摊位；时刻想着与自己业务相关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成交第一！二，在摊位的时候，一定要本不离手。时刻带着谈判本，笔，名片。有的客户只是从这里走，随便拿起一两片样品问问，也要及时地记下来，并一定要要出名片。（回去联系）三，客户到了摊位以后一般先自己挑选花稿，如果自己不挑选，就需要我们主动推销自己有优势的稿子。问客人喜欢什么样的稿子，那里人？做什么市场的？然后有针对性地向客户推荐他所需市场的新鲜花稿，然后问客户需要什么规格的，什么面料，（总之，先挑选花稿最重要。）然后向客户报价。报价的时候一定要说明价格术语（FOB/CIF/CNF）四，谈的时候，如产品谈完了，要问客户是否能够接受这个价格，如不接受，可以给点折扣或者优惠，当时如果没有谈拢，可以回公司后联系。如果客户接受了价格，就要问客户的包装，付款方式等，争取当场把合同签下。现在回想起来，其实做外贸如果有好的产品，也不是那么难，关键是沟通要好，要想有好的沟通力，则必须有过硬的口语和扎实的产品知识。1.口语的提高除了靠自己的多学多听以外，经常与客人交流，会得到更大的提高。有很多客人的母语并非英语，说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懂，但是沟通多了，就比较好理解了。2.对于产品知识，主要是指报价，然后还要知道客户所询的产品，我们公司能不能做。报价的学习，需要自己多做功课，多努力，即使会报了，但是还是要取决于公司领导。3.另外就是要熟悉那些市场喜欢什么样的稿子。提高自己的鉴赏力和欣赏水平.。

欧阳辉 侯江 张锋

(重庆自然博物馆)

一、引言(历史契机)

抗战时期，中央地质调查所为避战乱，向西撤迁。1937年11月从南京撤退，12月到长沙，1938年7月从长沙内迁重庆，1938年秋到渝，并在滇、桂两省设办事处，1939年春在北碚建成办公楼，开始了战时相对稳定的科学工作，调查矿产、土壤、古生物，倾注全力于西南资源的研究，成为战时国内矿产资源调查研究中心。地质调查所能在纷乱的战时安定下来，直接得益于中国西部科学院。在此，“中国第一个名副其实的科研机构”继续研究工作，使地质学这门中国近代率先兴起、成就最大的自然科学的科研血脉得以传承，并与其他内迁北碚的科研单位一道，形成科学事业中心，共同构成战时内地科学之大观。

北碚位于重庆市北部，地处江北、巴县、璧山、合川4县(民国时期行政区划)交界，水陆通达，交通便利，自然条件、地理条件优良。1937年7月，抗战发生，北碚划为迁建区，战区机关相继西迁，纷至沓来，遍及八镇。有学校、研究机关、工厂和其他机关，以学校和学术机关尤为众多。仅在中国西部科学院旧址惠宇及其附近地区，就有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等多家单位。

1937年11月中旬，国民政府命令各机关迁移。地质调查所仓促奉令，全部动员，于16～18日3天内，将图书馆、陈列馆、各办公室、化学试验室及土壤室的重要物件，昼夜赶工装箱，于18日将202个已装箱件运赴南京下关。南京旋告紧急，代所长黄汲清组织地质调查所内迁武汉。长江航运吃紧，地质调查所紧急装箱的202箱重要书刊积压下关码头难以启运。黄汲清求助于当时兼任行政院秘书长的翁文灏，翁文灏找到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中国西部科学院院长卢作孚商洽，使其迅速装船，12月全部运抵长沙。1938年7月，武汉告急，地质调查所再次搬迁，先落脚在重庆市内，后因避免空袭，再度搬迁，最后落脚北碚，书刊、仪器暂时存放在中国西部科学院和其下属机构兼善中学内。

地质调查所的内迁是奉1937年国民政府各机关迁移命令行事，而黄汲清选择北碚，则完全出于卢作孚与其胞弟——北碚行政长官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区长卢子英的热情邀请。“回忆两年前各机关感先生及子英先生盛意，欣然迁来北碚，并蒙假惠宇房舍以办公，复借予地皮使建新屋。”1940年5月18日黄汲清致卢作孚的信函中谈及此事。

对于地质调查所，卢作孚早有所见识和佩服，并一直保持密切联系。1930年为筹建中国西部科学院而进行的华东、华北以及东北的组团考察活动中，在参观了地质调查所后他对丁文江说：“我们觉得南北走了一圈，难得看出极有成绩的事业，地质调查所总算有成绩了”。1931年1月2日中国西部科学院在兼善中学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议，就把中央研究院、静生生物调查所、中国科学社、地质调查所、美国芝加哥博物院、瑞典博物院等学术研究机关列为其联络事业。

鉴于多年的交往与支持，地质调查所迁入之后卢作孚对他所敬重的地质调查所倾力相助，借出西部科学院办公楼作地质调查所办公场所，同时又在西部科学院院内借予地皮新建办公大楼，1939年初速建办公楼，同年春建成。磨片车间在靠江边的一排平房内。图书馆则建在距北碚1km的鱼塘湾。建筑新图书馆，是为图书仪器安全起见，并因新建大厦(指办公楼)不敷应用，特于北碚近郊青岗坡地方建一新楼，下层为图书陈列及阅览室，上层为土壤研究室及古生物研究室，1939年开建，1940年建成。1938年成立的昆明办事处因滇越边界时局日紧，1940年10月起取消并入北碚总所，重要标本、图书、仪器和大部分工作人员迁碚，在天生桥租一小楼，为第三办公室，计房屋六大间，楼上为新生代研究室和宿舍，楼下为化学试验室。

关于迁址，在秦馨菱的回忆中是这样叙述的：“1938年又迁往重庆复兴观巷与四川省地质调查所合署办公。1939年春又从重庆城内迁往北碚在惠宇旁自建的新大楼内”。迁渝办公时间是8月18日，详细地址重庆小A子复兴观巷5号。

此时虽远不及北京时期、南京时期那种良好的、国内一流的办公环境，然而，从所设置的第一办公处(惠宇)、第二办公处(鱼塘湾)和第三办公处(天生桥)来看，在战时的状况下，还是达到了相当的规模，为科研工作的展开提供了硬件保障。

对于此次内迁，代所长尹赞勋在1941年12月14日地质调查所25周年纪念会上的工作近况报告中这样提到：“黄汲清先生受命于抗战之初，于艰苦之中，领导同人继续工作，迄无间断，又将大批图书标本仪器材料，一再迁运，而达后方较为安全之地带，厥功甚伟。”的确，因之地质调查所才得以在国难严重时期安身立命，不但老的机关还能维持，而且有不少新的机关相继成立，20年来地质界的心血得以保存，科研工作的延续性得以保持，并继续发挥其在地质科学上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调查科研合作 交往联系密切

1.卢作孚对地质调查所的帮助

中国西部科学院院长卢作孚对于抗战内迁北碚的地质调查所以及其他一些科研机构，给予了许多实际的帮助。除迁来之初的提供房舍安顿、提供地皮建房，到迁来后保证正常运转的具体事项，可从1940年黄汲清与卢作孚的往来信函中略见一斑。

1940年5月18日黄汲清就大明染织厂停供惠宇各机关电力一事向卢作孚致函，恳请卢作孚劝告大明厂主持人继续供电，设法维持惠宇各机关用电：

作孚先生大鉴：

在渝两次趋谒，未获晤面，至怅惘。

兹有一事欲为先生陈述者：爰北碚敝所办公室及惠宇各机关所用电力，一向由大明染织厂供给，至为便利。乃自本月一日起，该厂即实行停止供电，所持理由为奉命增加生产，电力不足，该厂并嘱惠宇各机关及敝所向北碚公共电厂接洽用电，以为补救之计。各机关闻讯之下，深同诧异，乃由工业试验所顾所长毓瑔及清向该厂交涉，请其继续供电。当与该厂主持人查、谢二君商讨良久，卒不得要领。清等以北碚各种建设事业或由先生所提倡，或为先生所主持，而大明染织厂之组织亦由先生担任董事长，故谨代表敝所及惠宇各机关呼吁于先生之前。

查惠宇各机关所需电力每月不过一百二十度，为量甚微，而需用则甚迫切。除夜间电灯外，西部科学院及中央工业实验所均需要电力以供化学分析之用，今若停止供电，其影响所及必甚重大。回忆两年前各机关感先生及子英先生盛意，欣然迁来北碚，并蒙假惠宇房舍以办公，复借予地皮使建新屋，时至今日惠宇一带已形成科学事业中心，外人且有北碚为中国战时科学中心之说。今者吾人所需之自来水既被大明厂停供于前，必需之少数电力又被停供于后，科学中心势必将瓦解。先生向来热心科学事业，自不忍此种现象之发生，况西部科学院为先生所手创，更不忍使其正常工作有停顿之虞。

至大明厂方面所持理由为电力不足，而按之实际则并不如是。查该厂内装安电灯不下数百，工人宿舍内电灯亦不下数十，均彻夜照耀，辉煌灿烂不关闭，若电力果感不足，何以不节省浪费。近闻该厂与江苏医学院定约，自本月份起供给该院制药用电每月二百余度，而以该厂员工赴该院免费诊病为交换条件，此益证该厂电力充裕，乃厚于江苏医学院而薄于惠宇各机关，其故殊不解也。至北碚公共电力厂电力甚微，供给北碚市面已感不敷，且近来北碚新兴事业甚多，如兼善公寓，如亚洲饭店等，均赖公共电力厂供电，是其供给市面用电已应接不暇，自无余力供给惠宇各机关，而惠宇各机关之用电除仰给予大明染织厂外，别无办法。

为此敬恳先生设法维持，劝告大明厂主持人继续供电，则公私感激无涯矣。专此。

敬颂

勋祺!

黄汲清 顿首

五月十八日

对于5月18日黄汲清信中所反映的事情，卢作孚及时作了调查并作建议找卢子英帮助。1940年5月27日卢作孚复黄汲清函：

汲清先生：

五月十八日惠书奉悉。“大明”奉令增加生产，收回厂外供电，以致无法再供惠宇用电，殊为遗憾。科学研究与增加生产极应同时并重，以应抗战需要。惠宇所需电力已另商北碚区署设法停一部分市场用电，挪以救济惠宇之各事业，请先生就近洽商子英帮助。至该厂内部用灯，亦应节省，已提起厂中注意。至与江苏医学院定约供电一节，据厂中负责人言，系该院少数用电设备供装厂中，而以优待职工诊病为答谢，对该院内部用灯并未供给，等语。特并复闻。

敬祝

健康!

弟 卢作孚

五月廿七日

黄汲清为开展科研工作，曾向时任交通部常务次长卢作孚函索资料，如川滇、滇缅两路路线图等，卢作孚皆及时安排搜集，尽力帮助查找，在交通部重庆的案卷表册中没有的，又电告昆明叙昆及滇缅两铁路工程局代为查找。

1940年2月23日，卢作孚致黄汲清函：

汲清先生：

顷接本部路政司吴绍曾君函称“昨经济部地质调查所金耀华君来司交下钧座介绍函一件，敬悉一是。地质调查所函索之资料，前已着手搜集，唯以需要者甚为广泛复杂，而本部在渝所有之案卷表册等项亦不完备，搜集颇感困难，是以迄未完竣，已将此情面告金君，俟搜齐后，当即送达”等语。特此函达，请烦察照。

并颂

时祺!

弟 卢作孚

二月廿三日

1940年10月3日，卢作孚致黄汲清函：

汲清仁兄惠鉴：

顷展九月二十二日手书，敬悉一是。瞩寄川滇、滇缅两路路线图一节，查该项路线图部中现无余存，经已电昆明叙昆及滇缅两铁路工程局径行检寄，希届时查收为荷。专复。

即颂

公绥!

弟 卢作孚 拜启

十月三日

2.地质调查所对西部科学院的支持

我国西部幅员广大，四川及其邻近地区，如云、贵、陕、甘、西康各省，在西部占有重要地位，而富含矿藏。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对于该区域的考察与研究，责任重大，且必须依赖先进的学术机关的指导与援助。

地质调查所对西部科学院多有支持。1930年夏在上海成立中国西部科学院筹备处，实业部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与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人黄炎培、南京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中国科学社社长任鸿隽、科学家丁文江、秉志(农三)等都表示大力支持，为筹备中的西部科学院交换标本、介绍人才。地质调查所在西部科学院建立初期及以后亦进行过经济援助。西部科学院下属的地质研究所，从1932年成立开始就与地质调查所合作，接受其经济和技术上的支援。

1930年入地质调查所的常隆庆1932年离所，任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主任。

根据1950年4月22日的中国西部科学院、中国西部博物馆人员名册和同年北碚行政管理处制重庆市人民政府原政权人员简明登记表记载，时任西南地质调查所所长的黄汲清于1949年受聘为中国西部科学院特约研究员。

3.调查科研合作与协作

地质调查所与中国西部科学院的合作，在内迁之前，多是由地质调查所主持、西部科学院派员参与，以四川及其周边省区为主的西部地区的地质、石油等自然状况和自然资源调查以及地质图的编制等科研活动。内迁之后，则由西部科学院发起，邀请地质调查所共同完成。

1931年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尚未成立之前，西部科学院即派员同北平地质调查所特派调查员，在四川西部及西康东部调查地质。1931年地质调查所到松潘等地调查地质的是谭锡畴、李春昱。

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颇注意四川建设，曾几度派专员来川考察。1935年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又派人来川调查石油，西部科学院特派地质研究所主任常隆庆(兆麟)一同前往资中、自流井等处，作详细观察，每处至少须逗留一两个月。

在由地质调查所承担的中国本部地质图编制工作中，中国西部科学院的科研人员参与其中。成立于1936年、由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兼任主任、黄汲清任副主任的中国地质图编纂委员会，计划在3年内完成怀宁南昌幅、上海杭县幅、长安洛阳幅、长沙万县幅、桂林湘潭幅、贵阳昆明幅和西宁酒泉幅等7幅1：100万地质图幅，并命名29幅以待将来编制。其中的长沙万县幅由田奇 、谢家荣、西部科学院一人组成，贵阳昆明幅由黄汲清、谭锡铸、李春昱、西部科学院1人组成。又计划从速编制几个重要区域1：100万地质图，其中成都巴县幅由黄汲清、谭锡铸、李春昱负责，并加入西部科学院1人。此项计划由于战争的影响延至抗战胜利后继续进行。

1939年和1940年，西部科学院理化研究所接受地质调查所委托，进行四川各地的盐水化验。

1942年2月，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常隆庆等与中央地质调查所李善邦、秦馨菱等，再次探测攀枝花铁矿。后由常隆庆主笔完成《攀枝花磁铁矿探测调查》。

中国西部科学院在四川的早期地质调查研究成果，为后来该地区的地质科研工作打下基础。无疑，文章被引用可以证明其学术价值，地质调查所研究人员的论著中引用到了这些成果。例如，1933年4月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印行的常隆庆著，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丛刊，第一号《重庆南川间地质志》被地质调查所章鸿钊所著《中国中生代晚期以后地壳运动之动向与动期之检讨并震旦方向之新认识》一文引用，并被王钰著《关于半河系》参考。常隆庆1937年著《宁属七县(现西昌地区)地质矿产》(四川省建设厅出版的四川资源调查报告之一)被地质调查所李春昱的《四川运动及其在中国之分布》一文引用。1933年8月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印行的常隆庆、罗正远著，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丛刊，第一卷第二号《四川嘉陵江三峡地质志》被地质调查所王朝钧、关佐蜀、靳毓贵、李耀曾执笔的《北碚地质志》引用，并被李春昱《雅安期与江北期砾石层之生成》参考。

地质调查所内迁北碚以后，在西部科学院的协作下继续其科研工作，科研成果丰硕，出版事业不断。出版品有《地质汇报》、《地质专报》(甲、乙、丙三种)、《中国古生物志》(甲、乙、丙、丁四种)、《中国地质史》、《中国地质图》、《特刊——中国地层史》、《燃料研究专刊》、《制图汇刊》、《地球物理专刊》、《地震专报》、《土壤》(分〈土壤季刊›、〈土壤专报›、〈土壤特刊〉甲、乙两种)以及杂项等共12类19种，非常成系列。1941年只出版了1～3号的《地球物理专刊》，刊载《湖南水口山铅锌矿区试用扭秤方法探测结果》(李善邦、秦馨菱)、《单极电力剖析》(翁文波)、《霓式地震仪原理计制造经过》(李善邦)，记录了20世纪40年代物理探矿、地震记录方面的早期成果，为中国地球物理学开创了基业。

据《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所载，地质所在抗战其间已完成、发表科学论文、报告120篇。其中，《江西南部钨矿地质志》(徐克勤、丁毅，1943)、《四川盐矿志》(李悦言，1944)、《甘肃中南部地质志》(叶连俊、关士聪，1944)、《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黄汲清，1945，本书是经过长期大量的野外调查之后，总结国内外资料完成的一部中国大地构造的经典著作，使黄汲清成为中国历史大地构造学无可争辩的创始人和奠基人)等为开拓性重要调查、研究成果，今天仍具指导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地质调查所(后1941年被定名为中央地质调查所)在抗战时期，为了探测抗战和军工所需要的矿产资源，在西部科学院的协助与合作下，地质调查所地质与矿产调查工作区域转向大后方的西南、西北诸省，除找到了上述的攀枝花铁矿外，还发现了诸如贵州铝土矿、云南磷矿、广西铀矿等一批重要矿产地。为抗战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4.迁入后的一些活动

1938年1月，实业部改为经济部，地质调查所改隶经济部，更名“经济部地质调查所”。后来，为与河南、湖南、两广等省相继成立的地质调查所区别，1941年夏开始使用“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名称。

地质调查所有正副所长各一人，分地质调查室、矿物岩石研究室、古生物研究室、地质采矿研究室、测绘室、土壤研究室、化验室、陈列馆、图书馆以及文书、会计、庶务、人事等室[见杨家骆主编《北碚志稿》(二)(1945年)“迁建志”，北碚，1980年油印本]。

1940年秋，中央地质调查所昆明办事处撤销，迁至重庆北碚。为防日军空袭，地质调查所在北碚安置得比较分散。总所设在文星湾现重庆自然博物馆北碚陈列馆内，图书馆建在2km外的鱼塘湾，在远离镇子4km的天生桥建造了一些简易办公室。

1941年1月5日，中国地质学会在文星湾地质调查所举行丁文江逝世5周年纪念会，会后杨钟健作“许氏禄丰龙之采修研装”的讲演，并引导与会者参观许氏禄丰龙化石骨架。6～8日，许氏禄丰龙在地质调查所对外公开展览。这是许氏禄丰龙在重庆的首次公开亮相，每天观众不下四五百人。1946年，中央地质调查所迁回南京，许氏禄丰龙也被转运到了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北京成立，许氏禄丰龙又被转运到了北京。

1943年，中国西部科学院联络中央地质调查所等10余家科研机构在北碚文星湾惠宇筹建中国西部科学博物馆(即中国西部博物馆)。1944年12月，中国西部博物馆在北碚文星湾正式成立。中央地质调查所作为筹备单位之一，负责其地质馆的布置。在此期间，亦完成了很多有意义的工作，例如上述的安装许氏禄丰龙化石骨架活动。此外还有在黄汲清先生的指导下，中国西部博物馆的十余名工作人员完成了我国第一件地形浮雕——“中国地形浮雕”，此浮雕至今未作任何改动，足见其科学性，现陈列于馆内发挥教育大众的作用。还有抗战胜利日益临近，中国西部博物馆将许氏禄丰龙翻制一套模型继续陈列在展厅内，将正型标本替换下来。

三、内迁西部腹地，意义作用巨大

在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的近10年时间里，中国出现了一个科学文化繁荣时期。而在抗战时期，全国科研普遍受挫，西部内地却因祸得福，独树一帜。中央地质调查所等科研院所的内迁，是一次“科学内迁”，是地质学等学科研究事业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发展阶段。科研机构、科技人员、仪器设备、图书资料等纷纷转移至大后方，使战争的损失尽量减少，为在大后方继续科研工作，以及为战后科研工作的开展，保存了必要的物质条件，民族科学的血脉得到保存。

1.改变了中国地质学等科技的空间分布

科学发展的时空分布受历史、文化、政治、经济、自然等等因素影响。抗战即是一个显著的因政治原因而改变了近现代中国地质等科技的时空分布的典型案例。抗战时期，中国的地质等科技格局发生变化，地质等科技中心发生了转移。重庆、昆明、成都等地成为中国地质科技的战时主要分布区，而重庆作为战时中国的陪都，政府各部门、中央各主要科研机关、重点大专院校等纷纷聚集于此，从而使重庆成为战时中国科技力量最密集的城市和科技中心。在中央地质调查所迁碚期间，一批中央研究机关因同地质调查所一样，在中国西部科学院的直接帮助下先后内迁北碚。除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外，分布在中国西部科学院惠宇的其他研究机构有，国立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动植物研究所1944年分开，植物所在金刚碑)、中国科学社及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等，与惠宇紧邻的杜家街分布有国立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经济部中央工业试验所等，其他院所如在水井湾的国立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状元碑的中国地理研究所、后峰岩的经济部矿冶研究所等，北碚成为当时中国战时科学中心之说——可谓学术诺亚方舟。抗战胜利后，虽然大部分科研机关、高等院校回迁原地，但对我国地质学等科学技术的空间分布的影响却永久地保留了下来，仍然在发挥作用。

2.又一次地质学等科学的本土化过程

卢作孚早年主动走出去、请进来，有意识地推行科学本土化，是一种文化自觉，其最终目标是为当地建设发展服务。抗战时期，科研机构避祸而来，为适应当时所处环境的变化而把研究对象集中在西部地区，并从纯粹理论研究转向更多地服务于当地的实用研究，自然而然进行科学的本土化。这些科研院所内迁后不但倾力于本职工作，并积极参与到地方经济文化的建设中，如受北碚管理局委托，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等家单位就参与了编修北碚志的重要工作。

作为国家级的学术研究机构，地质调查所在人才储备、科研力量、仪器设备、图书资料等方面在国内堪称一流。地质调查所到碚研究人员，使内地拥有一批宝贵的高级研究人才。科学家群体在忧思国家民族的命运之时，以一种务实的姿态，坚守书斋，积极作为，除进行本身的研究工作以外，一些还直接加入到当地的研究机关、高校以及工厂等，领衔或参与当地地质等研究工作。例如，王炳章20世纪40年代曾在四川地质调查所工作；俞建章1936年回国后任职于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侯德封1937～1945年在四川地质调查所工作，后任所长，兼重庆大学地质系教授；杨钟健曾在重庆大学兼职任教；李春昱曾兼职于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1938年离开地质调查所，出任四川地质调查所所长；黄汲清兼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教授；方俊1943年在中国地理研究所工作；金开英1938年随同沁园燃料研究室一同转到重庆动力油料厂。202箱图书馆、陈列馆、各办公室、化学试验室及土壤室的重要物件运往北碚，充实了基础设施和研究材料。即使抗战胜利后回迁原地，但移赠房舍、部分标本等仍然继续发挥作用。中央地质调查所第一办公楼(现中国西部科学院旧址内的地质大楼)1946年移交给中国西部博物馆。

3.形成西部内地科研文化高潮

卢作孚1930年创办的中国西部科学院，在开创之初，即为西部内地一面科学的领军旗帜。后因经费等原因，地质研究所等相继停办。然而，卢作孚对科学的热情并未削减。卢作孚“向来热心科学事业”(黄汲清)，在纷乱的时局里，为知识群体安放下一张安静的书桌，用中国西部科学院这块物质平台，搭建起内迁科研机构的避风港，使内迁机构研究工作的连贯性得到保障，传承了科学文化的精、气、神。在国土沦陷的危难之时，中央地质调查所等研究机构，在大后方坚持科研工作，进行“科学救国”。意虽不在改造当地相对落后的科学文化状况，而实际上先进的科学思维、方法、人才、体制等，带动和提升了西部地区科学文化的进步，出现空前的繁荣。以中央地质调查所为代表的中国大部分顶级科研机构内迁重庆、北碚，地质、生物、农林、工矿、医药、地理、物理、心理等形成较为完整的科研体系。内迁给迁入区的科研活动补充了新鲜血液，改善了迁入地区的科研条件，加强了科研力量，改变了科学技术在全国分布不均衡的局面，相对平衡了中国的科技分布。内迁科研机构的学术进程，与卢作孚一直以来在当地所探寻的现代化、科学化的过程相一致，成为抗战时期以北碚为代表的西部内地近现代科学文化发展的主线，所从事的工作实践、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使得内地认识自然现象和规律的知识体系变得丰富起来。外来的先进文化繁荣了当地科研文化状况，呈现出全新的局面，形成西部历史上不可多得的科研文化高潮。

四、结语

地质调查所在北碚的时间为1938年7月～1946年1月。经历了整个八年抗战时期。期间在中国西部科学院的无私援助和物质保障下，地质调查研究所等各个研究单位的共同努力，地质等科研资源得到了有效整合和充分利用，既改善了地质等科研基础条件，又促进了区域内科技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开放共享。全国各科研机构云集大后方，形成内地较为完整的科研体系，地质调查所与其他研究所间更为密切地合作交流，并且与当地社会经济建设等各个方面的交流合作更为广泛，在内地形成互为补充、相互结合的科技平台，改善了中国地质等科学资源分布的格局。内迁院所在原有的科研基础上，根据战时需要，调整研究重心于应用科学，注重实地科学调查，获得大量西部地区第一手资料和标本，充实了该地区的学科研究。内迁给内地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撑，带动了内地地质等学科科研实力的提升，推动了战时大后方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

参考文献

[1]蔡元培.中国的中央研究院与科学研究事业.见：蔡元培全集.第八卷[C].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

[2]黄立人.卢作孚书信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3]程裕淇，陈梦熊.前地质调查所(1916～1950)的历史回顾——历史评述与主要贡献[M].北京：地质出版社，1996

[4]中国地质学会.黄汲清年谱[M].北京：地质出版社，2004

[5]张黎.中国西部科学院理化研究所始末[J].中国科技史料，1995，16(2)：33

[6]章鸿钊.中国中生代晚期以后地壳运动之动向与动期之检讨并震旦方向之新认识[J].地质论评，1936，1(1)：20

[7]王钰.关于半河系[J].地质论评，1945，10(1～2)：7～8

[8]李春昱.四川运动及其在中国之分布[J].地质论评，1950，15(4～6)合刊：143

[9]李春昱.雅安期与江北期砾石层之生成[J].地质论评，1947，12(1～2)：125

[10]赵晓铃.卢作孚的梦想与实践[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

[11]陈新，薛运丹.卢氏昆仲与北碚实验区.重庆文史资料.(第六辑)[C].重庆：重庆出版社，2002

[12]张九辰.地质学与民国社会：中央地质调查所研究[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

[13]张祖林，王永，丁春旭.中国现代科学技术空间分布的形成与发展[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8，32(1)：118～124

[14]孙承烈.北碚聚落志[J].地理，1948，5(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