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壳里的海221
能。
截止2019年,波兰的移民都是只能靠着工作来进行,也就是雇主担保移民,只要是被波兰的一家公司录用就可以申请工作居留卡,工作满五年之后,就可以移民了(学生工作除外)。
波兰截止2019年只有工作移民,例如其他的购房移民、投资移民是不可以的。
扩展资料
波兰工作签证办理流程:
1、查询签证信息 :在中国签证资讯网上方的搜索框中,输入目的地国家中文名字,如:波兰,您可以查看波兰签证最新信息。
2、核对签证资料 :致电签证客服,了解波兰签证的最新动态,如近期签证资料是否有变动、近期波兰大使馆/领事馆受理时间等
3、签证资料/签证费用/签证协议 :在签证办理前签订签证服务协议,并按照约定的方式递交签证资料、签证费用
4、使馆受理签证申请 :当收到您的波兰签证申请资料和费用后,尽快整理和审核签证材料,并安排办理签证
5、通知签证结果,返还护照
参考资料来源:波兰签证中心-波兰签证流程

Samantna523
国际电工资格认证(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 Certification,简称IEC认证),是由国际电工委员会(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简称IEC)制定的一种电气、电子产品的质量、安全和可靠性评价认证体系。IEC认证是全球公认的电气、电子产业产品质量认证,也是国际电气、电子贸易中的必需认证之一。IEC认证适用于各种电气、电子产品的认证,包括电源、电缆、插头插座、光纤、机器人、电动工具等。IEC认证考核涉及产品的安全性、电磁兼容性、材料特性、外观设计、用户友好性等多个方面。产品通过IEC认证后,可获得国际市场认可,并有助于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并为公司节省技术成本和时间。
粉色小恶魔yiyi
我生命中那段忧伤的故事阿瑟昨晚说什么?一下子真记不起来了。好像是件很重要的事。唉,要是当时没那么困就好了!我站在阅兵场上。囚犯们刚分领完早餐,正在慢腾腾地排队。所谓“早餐”,不过是一种带苦味的黑汤。也亏集中营厨师们说得出口,他们把这种汤叫做“咖啡”。为了赶上点名,囚犯们一边喝着这种黑汤,一边排队集合。我没有去领我那份儿“咖啡”。我不想在人堆儿里挤。对于党卫队中的虐待狂们来说,厨房前的这一小块儿空地是个理想的狩猎场所。通常,他们总是藏在小屋里。一旦有需要,他们就会像老鹰扑食一般冲向无所依恃的囚犯。每天都有这样的受害者,这已经成了一个固定节目。大家一言不发地排着队,等着点名。这种场合不免萦绕着各种危险。不过,现在我没有心思去考虑这些危险。我陷入了回忆之中,想尽力记起昨晚的谈话内容。噢,想起来了!※ ※ ※ ※ ※深夜,四周黑漆漆的。我们躺在床上。到处有呻吟声,低语声。间或有人翻身,压得木板床嘎吱嘎吱响。黑暗中分不清谁是谁的脸。不过,只要一听声音,自然就知道是谁。白天,我们屋有两个人回了趟居住区(Ghetto)。是哨长批准他们去的。哨长会批准他们去?真是个不合情理的怪念头。一个囚犯,会拿什么去贿赂哨长?现在,这俩人正在给大家讲述他们的见闻。阿瑟使劲儿往人堆儿里挤,要尽量靠近这两个人,生怕漏掉一个字儿。他们带回了外边的消息,有关战争的消息。我实在困极了,朦朦胧胧,似听非听。居民区的人们能够听到大量消息,我们这些在集中营里的人只能从他们那里了解其中很少的一部分。那些白天外出做工的人带回来的消息少得可怜。不过,偶尔也能从波兰人或乌克兰人的谈话中听到点儿什么。听到的可能是事实,也可能是谣传。有时候,街上的人出于同情,也会向他们小声嘀咕两句,传递一点儿消息,安慰他们一下。很少听到好消息。就是听到了,也会有人怀疑它的真实性,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自我安慰的想法。反之,只要是坏消息,我们总会不加思索地接受;我们早就习惯这样来接受消息了。坏的消息,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比一个惊人。今天的消息比昨天的要坏,明天的消息比今天的要更坏。小屋内空气窒闷。白天劳动一天,汗衫全湿透了。到了晚上,大家又穿着这湿汗衫挤在一起睡觉。大部分人困得连靴子也来不及脱就睡着了。晚上不时有人尖叫一声,可能是因为做了恶梦,也可能是因为邻床踢了他一下。小屋原来是个马厩,天窗只有通常房间一半儿大小。高低床上密密麻麻挤满一百五十多人,根本得不到足够的氧气。人们虽然操着不同语言,但通常都要划分为不同的社会阶层:高知阶层和文盲阶层;宗教信仰者与不可知论者;热心的人与自私的人;勇敢之人与愚钝之人。现在,共同的命运把他们都拉平了。不过,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分化出一些小团体,小圈子。在别的场合,或许他们陌若路人,而在这里,他们却凑到一起来了。我所隶属的圈子包括我的老朋友阿瑟和一个叫约塞克的犹太人。他是新近送进来的。他们是我最亲密的伙伴。约塞克很敏感,不过信仰坚定。营房的环境,包括他人的椰榆与讥讽,都对他的信念是一个伤害,但是这一切绝不会动摇他的信念。我对他只有羡慕的份了。他对什么都有一个确定的看法,我们其他人则只是徒劳地抓住一些解释,经常陷入绝望之中。他心情平静,这有时反倒让我们感到不安。阿瑟对生活总是冷嘲热讽,所以约塞克的平静反而会激怒他。他甚至变着法儿挖苦约塞克,冲着约塞克发脾气。我半开玩笑地称约塞克为“拉比”(Rabbi)①。他当然不是一个“拉比”;他原来是一个商人。不过信仰渗透了他的生活。他知道他要比我们优越。我们都是信仰上的穷人。他愿意随时与我们分享他的智慧与信仰,他愿意与我们分享神力。①指犹太教教士。——译者注。可是,知道了我们不是第一批受害的犹太人,这能给我们什么安慰呢?约塞克老是给我们讲一些故事轶闻,向我们证明,每一个人从他出生那一天起就注定要受难。这又能给我们什么抚慰呢?约塞克一讲起话来,就彻底忘掉了(也不顾)他是在什么地方。根据我们的看法,他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所处的位置。有一次,我们几乎因此争吵起来。那是一个星期天晚上。我们中午就歇了工,躺在铺上休息。有人在谈论听来的消息。当然,消息一如往常,让人沮丧。约塞克似乎没有在听别人谈论,而且什么问题也没问。忽然间,他坐了起来,满脸放光。他开始发话了。“我们的学者说,上帝造人之初,有四个天使作为人类的义父母站在那里。这个四个天使分别是怜悯,真理,和平与正义。关于上帝是否应该造人,他们老是争执不下。反对最激烈的是真理天使。上帝被惹恼了。作为惩罚,上帝把真理天使流放到地球。其余的天使恳请上帝宽恕他。最后,上帝听从了这三位天使的话,召真理天使回天堂。因为从天堂流放到地球,真理天使流了很多眼泪,眼泪中积存了一大块儿泥土。就是利用真理天使带回的一大块儿泥土,上帝创造了人。”阿瑟这个债世嫉俗的人被激怒了,他打断了约塞克的话。“约塞克,”他说,“我可以相信上帝用这块泪水浸泡过的泥土创造了犹太人,但是你是否也希望我相信,上帝用同一块儿材料制造了我们集中营的指挥官威尔豪斯?”“你忘了该隐。”约塞克辩解道。“你忘了你是在什么地方了。该隐一怒之下杀了亚伯,但是他并没有折磨亚伯。该隐和他哥哥间有一种人格的联系。但是,在杀害我们的凶手眼里,我们不过是异乡人。”我明白约塞克受到了伤害。为了避免争吵,我加入了谈话。“阿瑟,”我说道,“你忘了已经进化了几千年,都知道人有了进步。”他们俩只是苦笑——现在这种老生常谈是毫无意义的。可是阿瑟的问题也不能说全无道理。我们真的都是由同一种材料制成的?如果是这样,为什么有的人成了凶手,而有的人成了受害者?在凶手与受害者,营官威尔豪斯与受折磨的犹太人之间有一种人格联系吗?昨天晚上,我似睡非睡地躺在铺上。我脊背受了伤。我有些昏头昏脑地听着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声音。我听到了一小段来自伦敦BBC广播电台(也可能是来自莫斯科电台)的消息。阿瑟突然抓住我肩膀,摇了摇我。“西蒙,你在听吗?”他叫道。“嗯,”我喃喃道,“我在听。”“我希望你支起耳朵来听。你眯缝着眼,我还以为你睡着了。你真应该听到那位老妇人说过的话。”“哪一个老妇人?”我问道。“我还以为你说我从BBC广播电台听到的消息呢?”“这事儿早了。你该已经打过瞌睡了。那位老妇人说……”“她能说什么?莫非她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能出去?还是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杀掉我们?”“谁也回答不了这些问题。不过她讲到了别的问题。我们或许应该及时像她那样去想这些问题。在她看来,上帝已经离去。”阿瑟停顿了好一阵子,以便让我理解他说的每一个字眼。“你怎么想,西蒙?”他问道,“上帝已经离我们而去。”“让我睡上一觉,”我说道,“上帝回来的时候,请告诉我。”自从我们住进马厩以来,我第一次听到我朋友的笑声。难道不过是我在做梦?※ ※ ※ ※ ※我们还在等着入列。显然排队遇到了些障碍。所以我还有时间问一问阿瑟我到底是在做梦,还是真的谈过话。“阿瑟,”我问道,“我们昨晚谈的什么?谈到了上帝?谈到了‘上帝已经离我们而去’?”一约塞克昨天去了居住区。他向一位老妇人打探消息,老妇人抬头望着天,很严肃地说:‘噢,万能的上帝,请您不要离去。您回来吧,再回来看一看您的大地。’”“瞧,这就是消息?我们生活在一个已经被上帝放弃了的世界里?”我总结道。我认识阿瑟已经多年了。从我成为一个年轻的建筑设计师起,他就成为我的高参和朋友。我俩就像一对儿亲兄弟。他曾是律师,作家,嘴角总挂着一丝嘲讽的笑意。我则渐渐变得宿命起来,觉得自己再也不能建造房屋了,人们也不再可能自由而幸福地居于其中了。在国营里,我们的想法总是两岔。阿瑟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中,提前就去想甚至多年后也不大可能发生的事。不错,他确实认为我们不可能幸存,但是他又坚决地相信,德国人终究逃不脱惩罚。也许他们成功地杀害了我们和其他成千上万无辜的人们,但是他们自己最终也会因此而毁灭。我更多的是生活在现实中:品尝着饥饿,疲惫,对家人的担忧,屈辱……尤其是屈辱。有一本书上曾经说,人的坚定信念不可动摇。如果说我曾经还相信过这句话的话,集中营的生活也会彻底改变我的想法。在这个地方,每天发生的事反复在“证明”着,一个人不再是一个人。在一个不再把人当人的世界里,什么也不可能让人相信。所以人就开始怀疑,不再相信世界的秩序,不再相信上帝在世界中的确定地位。我们真正地开始认为上帝已经离去。不然的话不可能是这样一个现状。上帝一定是走了。而且他也没有留下代理。老妇人说的话一点儿也没有让我感到吃惊,她不过说出了我早就认定了的事实。我们又回到集中营待了一周。在东部铁路线工作的营所又进行了新的一轮“登记”。登记包含着在正常状态下生活着的人所难以想象到的新危险。他们越是频繁地对我们进行登记,我们就变得越少。用党卫队的语言来说,登记不仅仅是盘点。它还意味着别的,再分配劳动力,拣选不再具有实际劳动能力的人,把他们扔出去——通常是扔进毒气室。根据有限的个人经验,我们信不过字面上听起来似乎是无害的词句。德国人从来没有对我们无害的意图。对任何一件事情我们都存有疑心。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不久前我们中有两百多人被送往东部铁路线去工作。在那里工作一点儿也不轻松,只是不需要每晚返回集中营,还是感到自由了一点儿。饭还是从集中营带来的,所以口味依旧。不过放哨的是铁路警察,我们也就不必老担心营房的党卫队巡逻了。在德国人眼里,工头和领班不过是二等公民。日尔曼少数民族受到的待遇要好上一些。但是波兰人和乌克兰人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被夹在自命为优等民族的德国人和低贱的犹太人之间。一想到如果犹太人不复存在了,他们也会感到不寒而栗。到了那个时候,疯狂的灭绝机器注定要开向他们。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日尔曼少数民族都会感到不安。他们中的一些人为了摆脱不安,极力要装作比一般的德国人更像“德国人”。少数人出于同情,不时会偷偷给我们塞几片儿面包,希望我们不至于劳累致死。其中有一个叫得罗什的醉汉,他年纪较长,对我们不是那么凶残。不过只要他没酒喝,他就会借殴打囚犯打发时间。他管的那一队犹太人经常拿钱买酒精贿赂他。有时,囚犯会给他讲述犹太人的悲惨命运,借以激起他脆弱的同情心。这一招通常会管用,他真的“被感动了”。他得意的俏皮话和他对犹太人的欺负一样为人所熟知。他知道有些囚犯的家庭在居住区已经被杀完了,每次有人向他讲述这类故事,他就回答说:“总得留他几千个犹太人去参加里木堡最后一个犹太人的葬礼吧!”有一天我们听他把这话一连说了几遍儿,他对自己这与众不同的妙语感到非常自豪。等到分排成几队后,我们几个特别想出去做工的人看来注定要留在集中营里了。在营里不断气地搞着建筑,每天都要死上几个人。他们用绳子把犹太人吊起来,把他们踩在脚下,放驯犬去咬犹太人,用皮鞭抽打他们,羞辱他们,所有能想到的方式都用出来了。很多人忍受不了这样的折磨,便自愿地放弃了生命。他们少活了几天,几周,几月,但他们也免受了无数的折磨与暴行。在集中营里会有不止一个的党卫队员在监视你。经常有卫兵一个作坊一个作坊地来回串,拿皮鞭抽囚犯取乐,或者向指挥官报告说囚犯在搞所谓的“破坏活动”。这样的汇报总会招致对犹太人的严厉惩罚。要是一个党卫队员说囚犯没能好好工作,他的话总是被接受的,即便是囚犯能够指出他已经把活儿干完了也不行。党卫队员说得话总是对的。指定的工作已经快干完了,我们这些从东部铁路线撤下来的人沮丧地站成一圈。很显然铁路线上已不再需要那么多人了。忽然有一个下士过来点了50个人。我被选上了,阿瑟被留在了后边。我们被分成3组,开向里边的那个门儿。那里有6个“阿斯卡里”被分派来站岗监督我们。这些人是志愿为德国人服务的俄罗斯逃兵和囚犯。“阿斯卡里”本是指一战期间在东非为德国人服务的黑人士兵,不知什么原因,党卫队也拿这个名称称呼俄罗斯的辅助人员。这些俄罗斯人被用来在集中营里协助放哨。德国人希望他们做什么,他们是再清楚不过了。而且其中的许多人也不负所望。只是由于贿赂才使他们的凶暴稍稍收敛了些。“营头”和“领班”与他们交涉,保证给他们提供酒和香烟。所以出外工作的人如果是在阿斯卡里的看管之下,可以享有很大程度的自由。让人感到奇怪的是,这些阿斯卡里非常喜欢唱歌:在集中营的生活里,音乐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甚至还有一个乐队。其成员包括里木堡和附近的许多一流乐师。党卫队中尉理查德·罗基塔曾经是西里西亚咖啡馆的一名小提琴手,他对“他的”乐队非常着迷。这个人,平时对囚犯又是骚扰又是屠杀,同时却又只有一个雄心——领导一支乐队。他特别为乐师们安排了房间,变着法子对他们表示关心,但是又从不让他们离开集中营。一到晚上,他们就演奏巴赫·瓦格纳与格里格的作品。有一天罗基塔带回了一位名叫蔡蒙特·施莱希特的作曲家。他让这位作曲家创作一首“死亡探戈”。每当乐队奏起这个旋律时,这位虐待狂罗基塔的眼中就会满含泪水。一大早,囚犯们离开集中营去工作的时候,乐队就奏起乐曲送他们出去。这位党卫队员坚持要我们及时出发,以便赶上音乐。经过营门的时候,我们就唱起歌来。集中营的歌曲很特别,混杂着忧郁悲伤,病态幽默和下流词句,是俄语、波兰语和德语的奇怪混合。下流淫荡迎合了阿斯卡里们的需要。他们老是要求大家唱一首很特别的歌。他们只要听到这首歌就会大咧着嘴笑,平素脸上挂着的凶残表情一扫而空。一旦我们走出带刺儿的铁丝网,空气就似乎突然清新了许多;铁丝网后的人和房屋渐渐看不到了,掩蔽到了一片了望塔之后。行人常常停下来,好奇地盯着我们。有时,他们向我们打起手势来,不过很快就会停下来,担心党卫队员会看到这种表达友好的手势。街上的交通似乎未受战争影响。前线在700英里以外,只有眼前的少数士兵提醒这不是和平时期。只要有一名阿斯卡里唱起来,尽管大家都没有心情唱歌,也都只好跟着唱了起来。妇女们站在目瞪口呆的人群中,一听到下流的歌词,就害臊地扭过脸去。自然,阿斯卡里们看到这一幕,会感到非常开心。有一位阿斯卡里离开队伍,跑到边道上和一个姑娘搭讪。我们听不清他都说了些什么。不过小女孩儿一听到他说话,涨红了脸,飞快地走开了。肯定也不会是什么好话了。我们的目光都在边道上的人群中扫来扫去,迫切想发现一张熟悉的面孔。当然也有人只顾低着头走路,担心遇到熟人。从行人的表情上你可以明白,我们已经命定要被勾销掉。里木堡的人早已对受折磨的犹太人熟视无睹了,他们就像看一群被赶往屠宰场的家畜一样看着我们。每当此时,我总觉得这世界好像是早已谋划好了要与我们作对,我们只能毫无反抗地接受命运,得不到一丝同情。就我个人而言,我再也不想看到这些旁观者脸上冷漠的表情。他们中是否有人想过还有犹太人活在世上?他们是否想过,只要有我们在,只要纳粹还在忙于对付犹太人,他们就不是唯一的居民?我忽然想起几天前的一次经历。在回营的路上,我原来认识的一个男学生刚好路过,他现在是一名波兰工程师。他不敢公开朝我点头,这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面带诧异,似乎是在惊诧我为什么还活着。对他来说,我们无异已经死了;我们每个人都背着一张签发过的死亡证书,只是死期尚待确定。队伍忽然在十字路口停了下来。我看不出为什么要停下来,不过我注意到了街道左边的一溜军人坟墓。一圈儿低低的铁丝栅栏把它围了起来。栅栏下星布着杂草和灌木,不过隐约还是可以看出坟墓一线排开。每一个坟头上都种着一株向日葵,像接受检阅的战士一样挺直立着。我看得出了神儿。一个坟头一个坟头地望过去,向日葵的花盘儿像镜子一样吸纳着阳光,然后把它们反射到油黑的地面儿上。光线似乎穿透地面,直让你看到了下界。眩目的阳光下,蝴蝶在向日葵花盘间飞来飞去。它们是在一个坟墓一个坟墓地传递消息?它们是在向每一朵花低语些什么?是要通过花儿告诉地下的士兵?没错儿,它们就是要做这个,它们要把阳光和消息传递给地下的死者。我忽然有些嫉妒这些死去的士兵。每一位士兵都有一株向日葵和这个世界联系着,又有蝴蝶去拜访他们。而我不可能有一株向日葵。我会被埋在万人坑中,尸体摞着尸体。没有向日葵把阳光带进我的黑暗世界,没有蝴蝶在我可怕的坟墓上边旋舞。不知道队伍站了有多久。后边有人推了我一下,队伍又开始往前走了。我边走边回头看坟墓上的向日葵。向日葵不计其数,无法一一分辨。但是埋在向日葵下边的人们仍然通过它们与世界保持着联系。他们就是死了也要比我们优越……我很少去想死亡。我知道它在等着我,迟早会来。我也渐渐习惯于它的到来,甚至对它如何到来也没有丝毫想法。死亡的可能性也太多了。我只希望它快来。至于它如何到来,那也就只能听天由命了。然而出于某种说不清的原因,向日葵激起了我新的想法。我觉得我会再遇到它们。对我来说,它们是一个象征,具有一种特殊的含义。我们来到了雅诺斯加大街,把坟墓远远地抛到了后边。我回过头去,最后看了一眼远处的那一片向日葵。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知道要被带到什么地方。我旁边的人朝我嘀咕道:“说不定他们又在居住区建了工厂。”有这种可能。有传闻说正在建一些新工厂。越来越多的德国商人移居里木堡。他们倒不是特别急着获利。能继续从事他们的职业,保证他们的雇员,留在相对安逸的里木堡不去军队服役,远离前线,这才是更重要的。这些工厂主只需从德国带来书写纸,一个橡皮图章,几个领班,以及一些办公家俱。不久前里木堡还控制在俄国人手中。俄国人把大部分建筑公司都国有化了,这些公司原先大都是犹太人的。俄国人撤退的时候,机器设备带不走。所以他们留下的东西都送到“战利品仓库”,新来的德国工厂主们正在瓜分这些“战利品”。劳动力怎么也不会缺的。只要还有犹太人,就不难获得廉价的,并且几乎是完全免费的劳动力。只要工厂生产的东西被认为有利于战争就可以了。不过要取得保护,还是有必要搞一些贿赂。这些工厂主经同意可以把分厂开到占领区去,他们可以从成百上千的犹太人中挑选廉价劳动力,也有权支配许多机器仓库。他们从德国带来的人不必那么忙碌。他们在里木堡的德国人居住区内安家,住进富有的波兰人和犹太人放弃的豪华房子里。对于犹太人来说,这么多德国工厂建在波兰是很有好处的。工厂里的工作没有那么艰苦,工厂主得保护“他们的”犹太人,这已经成了一条规矩。因为,如果没有这些廉价的劳动力,工厂就不得不搬到更靠近前线的地方。我听到周围的人在焦急地小声谈论:“我们要去哪儿?”“去”意味着迈动双脚完成大脑已经作出的决定,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并没有作出决定。我们只是机械地跟着最前边的那个人走。他走大家就走、他停大家就停。我们向右拐,到了雅诺斯加大街;我过去经常在这条街上闲逛,先是一个学生,后来是一个建筑师。曾经有一度我还和一个来自普热梅希尔的男生在这里合租一间房居住。现在,我们机械地沿着大街走——一队命定的人。还不到8点,街上却已经热闹起来了。农民们正赶进城来交换商品;和通常遇到战争和危机时一样,他们已不再相信货币。没有农民注意到我们这个队伍。当正要走出这个市镇时,刚才扯着沙哑的嗓子唱歌的阿斯卡里们休息了一下。一群刚下车的士兵背着包裹沿着雅诺斯加大街匆匆往前走;党卫队走了过去,满含鄙夷地看着我们。有一阵儿,有个军官停下来盯着我们看。他脖子上挂着一架照相机,但是他拿不定主意是否应该给我们照上一张。相机从一个手换到另一个手,犹豫了一阵儿后,他还是走了。也许他不想在党卫队眼皮下惹出麻烦来。已经能望到雅诺斯加大街尽头的教堂了,这是一栋高耸入云的红砖方石结构的建筑。领头的阿斯卡里要把我们往哪个方向带?往右,去往车站方向?还是往左,沿着萨皮依大街往朗基监狱方向走?我们拐向了左边。我太熟悉这条路了。高等技术学校就坐落在这条大街上。多年来我每天都要沿着这条街走上几趟。那时我还在努力学习,要考取一张波兰学校的毕业证书。就是在那时,萨皮依大街对于我们犹太人来说仍是一条不幸的大街。那里只住了几家犹太人。为了避免混乱,犹太人一般不来这个地区居住。这里住着波兰人——世袭公务员,专家,工厂主和官员。他们的儿子是里木堡有名的“阔公子”,大都在高等技术学校和高等农业学校就读。其中大部分是流氓,好斗,反犹。犹太人一旦落入他们手中,总会被打得鼻青脸肿。他们把剃须刀片夹在木棍顶头,用这种武器来欺负犹太学生。晚上在大街上走非常危险。即便你只是外表上看起来像犹太人,也会招致危险。尤其是在年轻的国家民主党和激进国家党把他们的反犹口号从理论付诸实践以后,情况就更严重了。警察很少站出来保护受害者。不可理解的是,当希特勒来到波兰西部边境,准备兼并波兰领土的时候,这些波兰“爱国者”仍然只在想着一件事:犹太人和犹太人对他们的仇恨。那时,在德国,德国人正在建造新的工厂,把军事能力提高到极限;他们正在修建直通波兰的战略公路,正在召集越来越多的德国年轻人服军役。但是波兰议会却很少关注这些即将来临的危险;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任务。比如颁布新的犹太人屠宰法,把犹太人的日子弄得再难过一些。类似的议会争论总伴随着街头殴斗。因为在反犹太主义者看来,犹太知识分子无异于是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非拔去不可。战争爆发前两年,激进分子发明了一句口号,叫做“没有犹太人的时代”。他们想减少犹太学校的数目,干扰犹太学生的学习,让他们无法参加考试。在这些日子里,一些兄弟会的学生公然身披刺有“没有犹太人的日子”字眼的缓带在校园里边聚会。他们总是在临近考试的时候这么做。“没有犹太人的日子”因此成了一个流动节日,高等技术学校的校园成了一块儿飞地,不经校长邀请警察不得干预校内事务。而校长基本上是不邀请的。虽然激进分子只占学生的20%,但是由于大部分人的怯懦和懒惰,少部分人占了上风。大部分学生不关心犹太人,也不关心秩序与正义。他们不愿意暴露自己,他们缺乏意志力,他们为自己的事所缠绕,犹太学生的命运与他们毫不相关。教师团中反犹的比例与学生中的比例大致相当。有些人是很坚定的反犹主义者,不过即便不反犹,犹太学生也很难从他们那里获准一个补考机会,来弥补“没有犹太人的日子”爆发以后他们失去的考试机会。来自贫穷家庭的犹太孩子,只要耽误上一个学期,就不可避免地得结束他们的学习。所以即使是在反犹节日里,他们也不得不到高等学校去。当然,这就导致了荒诞的一幕。在考试的日子,沿街总停着一溜救护车,他们总有事可做。警察也在围墙外等着,防止校园内的暴力扩散到街道上。经常有一些野蛮的学生被逮捕被判刑,但是他们从监狱里边出来时却像英雄一般,衣服翻领上佩着监狱之门图案的徽章。他们是为了他们的国家事业而受难!他的同志们为他感到骄傲,许多教授给予了他们很多特权,永远不存在开除的问题。在阿斯卡里带领下,我走过熟悉的小屋,脑海中翻腾着往昔的许多记忆。我扫视着人行道上的一张张面孔,心想,或许能看到以前的学生。我肯定能马上认出这些学生来,因为,只要他们看到犹太人,脸上会明显表现出一副憎恨和鄙视的表情来。在我是一个学生时,这样的表情也看得太多了,永远也不可能忘记。这些人到哪里去了呢?这些曾梦想着一个“没有犹太人的波兰”的高贵的爱国者现在在什么地方呢?没有犹太人的日子或许不远了,他们的梦想就要实现了。只是到了那时,也不再会有波兰了!我们在高等技术学校门口停了下来。一切都没有变。主楼是一栋黄褐色的新古典建筑,矗立在离道路有一段距离的地方,一堵低矮而带有高高的铁栅栏的石墙,把它与街道分隔开来。考试期间我经常穿过这扇栅栏,注视着激进学生为等待他们的迫害对象而设置的栏杆。大门入口
miracle11sno
有工作签证的话,可以被一个公司录用,就可以申请到一张工作居留卡,这样就可以合法在波兰居住了,工作满5年后,就可以申请5年期的长期居留卡,也就是所谓的欧盟绿卡。
可以把长期居留卡比喻成身份证,代表的是个人合法身份,和挂靠单位没有任何的绑定关系,完全可以没有工作,不需要去重新申请新的居留卡。而且持有长期居留卡,完全可以前往欧盟其他国家合法打工。
扩展资料:
移民全球契约:
联合国秘书长发表媒体声明,将《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称为“防范痛苦和混乱的路线图”。联合国秘书长跨国移民问题特别代表路易丝·阿伯强调,契约的通过是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所体现的价值观和原则的重新肯定。
古特雷斯还表示,通过新建立的联合国移民网络,让移民惠及所有人,联合国已经做好支持成员国和所有合作伙伴的准备。
《移民问题全球契约》全称为《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其制定进程历时逾18个月。今年7月13日,联合国除美国外的192个会员国就《移民问题全球契约》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契约设定了23个目标,涵盖移民驱动因素、合法渠道、打击贩运和走私以及移民回归等多个方面。全球164个联合国成员国在摩洛哥马拉喀什通过了这一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移民问题全球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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