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工程师感动人物事迹

是远距离输电的

1965年蔡安妮教授刚刚参加工作，就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她没有被狂热的运动冲昏了头脑，而是专注于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刻苦学习专业知识。在那段时间里，蔡安妮担任过电工基础、电视原理、电视传输、同轴电缆等课程，所用的教材几乎都是自己编写的。此外，她还参加了北京邮电大学仪表车间“数字电压表”一型机的试制，在北京电视机设备厂参与了我国第一辆彩电转播车的研制及编码器的调测等工作。蔡安妮的父亲蔡长年，是我国著名的信息论及通信技术专家，北京邮电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蔡安妮从父亲以及其他老一辈科学家身上看到，他们之所以能够始终站在先进技术的前沿，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外语。七十年代，在父辈的言传身教下，在那个多数人都热衷于自己动手制作家具的年代，夫妻俩经常领着孩子，一边散步，一边温习英文单词，扎扎实实地学起了英语，这就为数年后的出国深造打下了深厚的语言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封闭了几十年的中国开始向外迈出第一步。1979年，教育部决定向西方派送留学生和访问学者。这对每一个从事教学和科研的学者来说，是数十年未曾有过的机遇。教育部举行公开选拔考试，机会对每个人是公平的。全国有几万人报名参加考试，第一批录取了1700余人，蔡安妮夫妇都在其中。到了美国，已近不惑之年的夫妇二人突然变成了学生。他们在国内掌握的晶体管和模拟电路等技术，在美国则早已被淘汰。他们所熟悉的彩电技术，当时在我国尚属高新技术，而在美国，彩电技术已完全成熟，并不属于高校的授课内容。至于数字信号处理，图像处理、模式识别等技术，在他们出国之前还只是刚刚听到这些名词而已。文化与技术的反差之大，令人生畏。在美国与他们同在一个研究组里工作的，还有许多其它国家的学者，他们都能和导师讨论一些学术问题，而蔡安妮夫妇当时却只能在旁边做听众。缩小差距唯一的办法就是正视现实，奋起直追。导师看到俩人学习很刻苦，建议他们正式注册读学位。他们也觉得这样能使自己有压力感，能够系统地学到知识。于是向国内提出申请，得到学校的大力支持，批准了他们的申请，但学费、生活费自筹。1982年，蔡安妮夫妇俩双双获得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电机及计算机工程系硕士学位，并按大使馆的要求欣然回国。他们俩回国后，受当时的广播电视局的邀请，希望他们能以全国电视台、研究单位工作的技术人员和研究生为读者对象，写一本业务提高性的书。于是他们便写了《电视摄像机视频处理》一书，首先将空间频率和富里叶光学的有关概念引入国内的电视书籍。同行认为，该书完全是以作者自己的思考和理解凝结而成的，极具特色。1985年，夫妇俩再次赴美深造，自费公派攻读博士学位。他们的导师是国际著名的图像技术专家，加利福尼亚大学的Glen Wade教授。Wade教授在国际学术界享有极高的知名度，曾长期担任世界著名杂志电子电气工程师学会会刊的主编。导师的威望和渊博的学识给他们创造了良好的学习环境。蔡安妮在国外修习了近20门课程，打下了坚厚的基础。在导师的指导下，蔡安妮参与了多项科研的攻关。蔡安妮关于“非线性声参量衍射CT”方面的成果在IEEE Trans获得刊印；关于“雷达目标模型化”的成果，则以加州大学电机系内部报告的形式送交美国海军。蔡安妮夫妇还联名在国外的杂志上和国际会议上发表了10余篇论文。蔡安妮在国外就读的是计算机通信专业，属热门专业，美国人才需求很大，很多大公司都到学校要人，导师也主动为蔡安妮夫妇推荐工作。他们俩留在美国将必定会拿到高薪，过着优裕的生活。当时在美国毕业的留学生几乎都留在了国外。同学们劝他们：“机会难得，应该留在美国。”是去，还是留，蔡安妮夫妇陷入深思中：“留下，生活待遇国内自不能比，但终究还是为人家做事，总有一种不是在自己家里的感觉，物质上的优裕必然会以精神上的、人际间的压力为代价。况且，国内现在改革开放，正是缺人用人之际，许多外国公司都到中国寻求机会，而作为中国人，还有什么犹豫呢？”当他们最终确定回国时，很多人都不相信，而蔡安妮教授的导师Wade教授却理解蔡安妮的心情，不无敬佩地说：“你们是中国的好公民！”。正是抱着“报效祖国”的迫切心愿，博士论文答辩后，他们等不及参加毕业典礼，等不及领取校方颁发的博士学位证书，就留下一人做收尾工作，另一人匆匆回国，筹划实验室的建设。 回国时，他们带回的是数年来查阅的所有资料和心血成果，总共有几十箱之多。1993年12月，蔡安妮到美国和一家公司进行项目合作，见到了她毕业后留在美国的同学们，他们均有一种人在屋檐下，低头思乡思国之情。蔡教授由此更坚信了自己在国内，工作同样可以做的很好，当初的选择是对的。在国外苦读的时候，蔡安妮夫妇俩坚持把一对幼儿留在国内。他们第一次去美国时，大儿子刚上小学，小儿子不满周岁。为了求学，他们把大儿子托付给外婆照看，把小儿子寄养在一个工人家里。第二次出国时，小儿子还在上幼儿园。难道他们就不疼爱自己的孩子吗？当然不是！大儿子小时候体弱多病，孙老师经常是头天晚上10点就去医院为儿子排一夜队挂号，对儿子的爱心由此可见。在国外前后历时7年之久，牵挂之心可想而知。他们每3～4个星期给儿子写上一封长信，从大洋彼岸寄回对孩子深深的爱。蔡安妮注重培养孩子的独立生活能力和自律能力。他们在国外时，上小学的大儿子，每天放学第一件事是取牛奶，第二件事就是去幼儿园接弟弟；小儿子上小学后，大儿子又承担起辅导弟弟学习的任务。需要家长签字、帮助默写等事，都由哥哥来做。 回到国内，一切工作都要从头开始。蔡安妮向学校建议，成立了图像通信及现代成像技术研究室，开始了艰苦的创业历程。研究室刚成立时，一无经费，二无设备，三无学生。蔡安妮四处联系，买材料，争取研究经费，招收研究生，甚至连烙铁都是自己上街买的。经过蔡安妮夫妇10年的苦心孤诣，到如今已结出了累累硕果。他们所领导的研究室，已成为北京邮电大学为数不多的几个规模最大、经费最充足的研究室之一。1989年，他们承接了一个总经费85万元、关于单光子发射CT的研究项目。SPECT是一种大型医用CT设备，技术复杂，难度极大。当时世界上只有国外几家大公司能生产，我国每年都要花大量外汇进口。他们吸取了世界上几种最高档次产品的优点，于1994年完成了SPECT的主处理机的研制，对我国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作出了突出贡献。回国十多年以来，蔡安妮教授和孙景鳌教授先后承担了4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其中对非二进制编码孔径的γ射线成像技术的研究，被课题结题评审人一致认为，该项成果“难度极大”，在学术水平方面，达到了“国际先进”或“国际领先”水平；关于自动指纹识别技术的研究，也获得了自然科学基金结题评审“优”。90年代初期，多媒体技术出现。他们立即投入到这一新兴领域，并于1994年承担了国家863高科技通信主题课题“远程信息处理多媒体通信终端与系统”的项目。而后又开始对综合业务多媒体通信系统进行研究。这是一项由国防科工委支持的国家“九五”大型研究课题，旨在为我军研制一套以声像信息为主的多媒体综合信息服务系统，包括数字化编辑、压缩、处理、多级存储，以及HFC和IP网上的实时传输和调用。这一课题的阶段性成果参加了2000年军工配套科研成果展，受到前来视察的各级领导的好评。在上述科学研究和广泛查阅国外文献的基础上，他们于1995年在北京邮电大学为研究生开设了“多媒体通信技术”的课程，经过5年的教学实践，合著出版了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多媒体通信技术基础”，获得了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蔡安妮夫妇在科研领域敢于挑战权威，勇于创新。国际著名光学专家教授的一篇关于菲涅尔环带聚焦特性的论文，被作为经典性的文献，广泛引用了20多年。而他们二人却发现，的结论有些地方是不精确的，有的则是错误的。在经过严密谨慎的论证后，他们将正确的理论分析和计算结果在美国光学杂志予以发表，美、英、法、德等国家众多教授、学者纷纷致函，对他们的论文给予高度评价。该论文于1997年被收入SPIE半个世纪内关于环带方面的里程碑文献集。在蔡安妮教授几十年如一日的工作中，她时刻“把工作和生存本身当作一种娱乐”，忙碌不息。她把自己的本职工作看作是生活中最快乐的事情，即使是在最苦最累的情况下，她也总是保持着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在这看似平常的生活态度中，饱含着的深刻的智慧、强烈的责任心与鉴定的意志力，充分体现了蔡安妮教授巨大的人格魅力和精神力量。在学术理论方面，蔡教授以基础扎实、思考缜密、作风严谨而著称。她和孙景鳌教授在国外读书时，常常为讨论一个专业问题忘记用餐。多年后，两位教授回忆起当时的情况还捧腹不止。在他俩为美国光学杂志SPIE Milestone Book撰写论文时，孙教授半夜叫醒蔡教授讨论问题，真可谓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境地。在科研上，她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强烈的责任心，以及永不衰竭的热情和精力。正是由于这种在科学面前激流勇进的精神，使蔡安妮教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多媒体通信领域，蔡教授在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63、国防科工委等多项科研项目中积累了丰厚的经验，创建并领导了多媒体通信与生物特征识别部级重点实验室的建设研究工作，掌握了视、音频流在IP网上的传输及服务质量控制，视频码流的格式转换与码率转换，视频服务器上视、音频数据的实时提取和并发流控制，海量声像数据的层次化存储及数据迁移以及HFC网和IP网的视频点播等关键技术。在图像识别、自动指纹识别、人脸识别、多模态身份识别，以及弹痕识别等方面，蔡安妮教授苦心孤诣，硕果累累。其中以自动指纹识别技术的研究成果最为突出: 蔡安妮夫妇针对公安刑事侦察和民用身份认证的不同应用，分别提出了多种先进的自动指纹识别算法。这项算法在指纹图像存在弹性形变、噪声、模糊和断纹等困难条件下，仍有很高的识别率。蔡教授所进行的有关指纹识别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被选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优秀成果选编（三）；在“九五”国家计委重大部门专项“自动指纹识别优化系列产品”中，他们所研制的系统是国内第一个能在53万人库下实际运行的大型系统，通过了公安部科技司的正式鉴定，并获得了2000年度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蔡安妮夫妇所研制的系统设计先进，性能价格比高，是我国第一个在50万人库上实际运行的大型自动指纹识别系统，早已在重庆、唐山等地实际运用。仅重庆一地，在一年多时间里就建库23万人，直接破案99起。“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蔡教授时刻关注技术领域的最新发展，随时了解图象识别的最前沿技术，跟踪各科研组的技术发展情况；在指导学生过程中，对某些新兴技术，她能有针对性地指出其存在的不足，引导学生深入思考、客观面对。蔡安妮教授真正做到了学术上的与时俱进，体现了学者独立思考的科学精神。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之余，蔡安妮教授还笔耕不辍。她及其所领导的实验室已在IEEE Transactions、美国光学学报、电子学报、通信学报等国内、外刊物和国际会议上发表论文70余篇，出版专著、译著7部。她与孙景鳌教授在1991年的美国光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 “Archaic Focusing Properties of Fresnel Zone Plates”，于1996年被选入国际光学工程协会的 Milestone Book Selected Papers on Zone Plates。而她与外国教授合作、由美国出版社出版的英文专著《医学成像系统技术与应用》一书，受到国际同行的好评；在紧跟国际技术发展动向、从事多媒体通信方面科学研究的同时，1995年她率先在北京邮电大学开设了“多媒体技术”研究生课程，并撰写了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多媒体通信技术基础”一书，荣获了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追求真理，永不言弃的蔡教授正是用她满腔的热情，工作在科学研究的前沿，对党和人民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强烈的使命感使她时至今日仍然孜孜不倦。蔡安妮教授奉献的不仅是个人的聪明才智，还有为人民利益而献身的一片赤胆忠心。 作为一个知名教授，蔡安妮教授深知教师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教师的一言一行对学生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她非常注重言传身教，一直以来都以治学严谨、教学认真、工作勤奋、待人诚恳、无私奉献的精神感染着周围的师生。她既是学生学习上的良师，也是生活中的益友，深受学生的爱戴和好评。没有什么崇高的口号，没有什么激昂的誓言，只有蔡教授质朴无华的话语：“教书育人，责任心是最重要的，把学生领入一个有前途的领域，让他们结合项目，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使个人知识体系逐步完善，能力得到培养，这是导师的基本职责。”蔡安妮教授以她“人生奋进无终点，源水长流润无声”的信念，在教学岗位上实践着一名普通共产党员的人生追求。蔡教授每年都要招收6-8名硕士及博士研究生。在漫长的教育培养过程中，蔡教授始终坚守着“为师之务，在于胜理，在于行义”的原则，用自己的一言一行熏陶教育着学生。她要求学生“既然是来搞研究就得能坐得下来”。讲评学生论文时，她要求学生宁可不发表，也不要抄袭别人的；在要求学生严格遵守学术道德的同时，她注重培养学生的开发创新精神，对学生的惰性给予及时的批评、指导和必要的督促。蔡安妮老师每周都要组织研究生开学习研讨会，学生们要一个一个地上台讲述自己一周的进展情况。学生们都把自己的学习和研究情况各自汇报，遇有问题，大家共同讨论，互相启发帮助，同学之间没有保留。蔡老师理论基础扎实、涉及面广，软、硬件精通，思维敏锐，能够迅速抓住重点，学生在汇报中出现的问题立即就能给指出来，而且意见切中肯綮，极具指导性。对博士生，蔡教授每周都要单独见一次面，分别予以指导和协调。研究室繁忙的时候，往往同时有二、三个课题要做，总共有20名左右的学生，每个人都根据其基础、能力专场等情况，分配以最适合于他的课题，同时又要注意课题的完整性、创新性，使学生能得到全面的锻炼。这样，蔡安妮在总体上对整个研究室进行把握协调，最后从理论上在给予把关，挖掘了每个人的能量，调动了每个人的积极性。她的研究生，科研能力强，在社会上很受欢迎。1993年，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来华，和中国同行进行交流。他们参观了中国各地许多高校关于图像技术的科研成果，最后一行人来到北京邮电大学，蔡安妮研究室的学生用英语把他们的几个项目作了介绍，外国专家高兴地竖起大拇指，说他们来中国所访问的几个单位中：“The last is the best!”“研究室发展到今天，我可以不用上街买烙铁，晚上能坐在家里写写书了。”蔡安妮说，“科学研究，一要看得远，而要不遗余力，这样才能出成果，看到科研的成果，看到学生的成长，就体验到一种劳动之后的喜悦，而这种喜悦，正是我不断自我提高、永不枯竭的动力。”每学期，蔡安妮教授都会给本科学生作前沿知识讲座，并主讲研究生的《多媒体通信》课程。她秉着“使同学们在有限的授课时间内掌握尽量多的知识”的宗旨认真备课，及时吸纳最新研究成果和业界动态。她的课深入浅出、透彻明白，深受学生的热烈欢迎。在授课中，她非常注意将基础知识的传授和最新技术发展的介绍结合起来，使课程内容不断更新，与学科发展同步。学生在与蔡老师交流专业问题时惊讶地发现，对于当前最新的专业技术，蔡老师都早已经详细阅读过了有关资料。蔡老师学生众多，方向也不尽相同。她的学生有从事硬件研究的，也有从事指纹研究的。但是，蔡教授在指导上条理分明，她悉心为不同方向的学生指出研究的最佳路径，提点最新技术成果，指点迷津。蔡老师一年到头，每天三个单元都在研究室工作，随时解决学生的问题。她本来周六、日也是在研究室工作的，但后来她发现，这样会对学生形成无形的压力，学生周末也不好意思休息，她这才回家看书。蔡教授以治学严谨而著称。在批改学生论文时，她从单词、语法、结构都逐字逐句地修改；她连一个实验数据的增删都指出来，甚至对导言部分都进行了修改。有时一篇文章要修改3次。论文返回时，文章的质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经过这样的反复，学生们从导师那里学到如何写学术论文，如何表达自己的思想。对此，学生动情地说：“蔡老师几十年坚持不懈地做下来真不容易。老师对学生的重视是我们的骄傲，也是一种督促。她对我们可是说是严字当头，爱在其中。” 蔡教授身教多于言传，2004年7月她因病动手术，8月底她就索要了同学的E-mail地址，向学生推荐英文论文阅读材料；9月份她就恢复参加了组会。学生大受感动：“蔡老师人特坚强，孙老师去世之后，她努力克制自己的感情；虽然从不训人，但她的威严使我们更加敬重她。”蔡教授对学生的“爱”不仅体现在“艺精为范”上，还细致的关心每一位学生的日常生活。有的学生，因为课题要经常出差。蔡老师每天晚上都要打一个长途电话，询问一下技术上是否遇上困难，更主要的是关心他们出门在外的生活。对于女生，蔡老师更是放心不下，千叮咛万嘱咐得说“你们千万要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学生参加指纹识别国际竞赛，蔡老师象母亲般的无微不至，天天给他们送去可口的水果和点心，使繁忙劳累的学生深受感动；有时晚上例会结束之后，同学们吃饭回来总是能发现蔡老师还在辅导学生。直到这个时候，她才恍悟发现：“啊，都七点多了？”接着又问一直和她谈话的学生“你有地方吃饭吗”。不仅如此，学生交朋友、谈恋爱的事情也常常挂在蔡老师的心头。她常常教育她的博士生“既然一生选择了研究工作，就要不惧清贫，要耐得寂寞；在找女朋友时也要能得到她的理解和支持”。多年来，蔡安妮教授按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自觉地与党中央始终保持一致，以实际行动积极宣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热忱忘我地投入到高校教学改革的洪流中。她牢记党的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认真履行党员的职责，身体力行地落实“三个代表”思想的要求，并坚持不懈地在工作生活中以共产党员的言行影响和教育周围的师生。 在老伴孙景鳌教授身患绝症期间，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创痛的蔡教授，却总是考虑尽量减少对他人的影响，坚持不惊动、打扰领导、同事、学生。尽管蔡教授的身体也不好，但她却始终以惊人的毅力、执着的热情和旺盛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兢兢业业地奋斗在教学研究的第一线。直到为孙景鳌教授办理丧事之时，许多学生方得知噩耗，无不为蔡安妮教授忘我无私的精神所感动，有的学生流着泪说：“这件事，我们一辈子也忘不了。”在那段煎熬痛苦的日子里，她始终坚守在教学和科研的第一线，认真完成教学工作，辅导研究生和博士生研究课题和撰写学术论文。在孙老师住院长达半年多的时间内，蔡老师除特殊情况外，几乎每天清晨6：00就赶往医院，晚上21：00赶回学校，22：00--23：00工作在实验室，从不耽误组会。尽管如此，蔡教授还反复三遍批改了三个硕士生和两个博士生的毕业论文，逐字逐句，反复推敲，细心地纠正论文中的标点符号、错别字。为不使个人的感情影响到工作，蔡教授努力地控制情绪，隐藏内心痛苦。即使在她做完手术不久，就坚持每次例会都到场，虽因体虚不能说话却还尽力指导学生，任何细小问题都不遗漏；出院后的蔡老师坚持工作，每天都到实验室阅读专业资料，细致入微地指导学生；上完课后，她也经常把学生再带回实验室，进行相关问题的讲解和答疑。蔡安妮夫妇生活简朴，为了节省出做饭时间，方便面和速冻水饺是他们家多年来的主餐。逛商店之类的事情几乎与他们无关。有一次课题鉴定，蔡老师的丈夫孙老师要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前才发现，身上穿的裤子已裂了条缝，家中又无第二条，只好由同事陪着，赶在附近的商店关门以前买回一条。一心专注于学术科研的蔡老师把物质生活看得很淡，她衣着简朴，饮食简单。她热爱自己的专业，工作投入。在实验室，她一向早到晚走；肠胃不好的她，常常是工作忙了就以速冻饺子或泡面充饥。几年来学生都换了一批又一批的办公桌和计算机，而她的计算机总是最老最旧的。学生感慨地说：“蔡老师做人的修养达到了一定程度，完全舍弃了名、利，名利已不在她的考虑范围之内。”作为北京市政协委员，蔡安妮教授积极参政、议政，多次获得优秀提案奖。几十年来，她把对祖国的爱实实在在地体现在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和对工作的全身心投入之中。尽管工作十分繁忙，但她时刻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党员教师，总是把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合格人才放在首位。先哲朱子在解释“敬业”二字时说：“主一无适便是敬”，意思是凡是做一件事，便要忠于一件事，将全副精力集中到这件事上头，一点也不旁骛，便是敬。孔子亦云：“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深究蔡教授敬业的根源，敬业即是责任心，乐业即是趣味，唯一的秘诀就是忠诚，忠实从心里发出来的就是敬。常人说：“人过三十不学艺”，可是面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她真正做到了知难而上，义无返顾地去攻克多媒体传输系统这一新学科领域的难关，充分体现了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和敬业精神。四十多年来，蔡安妮教授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真正达到了忘我的境界。 在多年的科研生涯中，她自始至终体现了一名党员科技工作者的优秀品质，是忠实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典范。蔡安妮教授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教书育人为已任，乐于奉献，甘于清贫，远离世俗之浮躁，做到“言”上引，“行”上导，使学生“亲其师而信其道”； 她真心关爱每一个学生，以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高尚的师德风范感召学生。在过去的岁月里，蔡教授秉承着“厚德博学，敬业乐群”的精神，为北京邮电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在多媒体通信和模式识别领域做了大量的工作。现在，她正为把北京邮电大学早日建设成为世界高水平大学而继续辛勤工作着。在蔡安妮教授看来，一辈子做一些实事，做一些对国家、对社会有益的事情就足够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蔡教授都坚守着“能以自己的才能，境地，做一种劳作做到圆满”这样一个信条。她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蔡安妮教授以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为师生树立了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的典范，以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书写出对党的教育事业的忠诚和热爱。在蔡安妮教授身上所体现出的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从她身上体现出的共产党人的崇高风范和坚忍不拔的坚强品格令北京邮电大学全校师生深受感动；她的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以及对事业不懈追求的执着激励和鞭策着北京邮电大学全体师生。

埋没的天才与死光特斯拉特斯拉(Nikola Tesla，1856—1943)出生于克罗地亚的史密里安，后加入美国籍。早年在巴黎欧洲大陆爱迪生公司任职，因创造性的劳动，被转送到美国的爱迪生电器研究中心，与爱迪生(1847—1931)共同工作。他发明了交流发电机。后来，他开创了特斯拉电气公司，从事交流发电机、电动机、变压器的生产，并进行高频技术研究，发明了高频发电机和高频变压器。1893年，他在芝加哥举行的世界博览会上用交流电作了出色的表演，并用他制成的“特斯拉线圈”证明了交流电的优点和安全性。1889年，特斯拉在美国哥伦比亚，实现了从科罗拉多斯普林斯至纽约的高压输电实验。从此，交流电开始进入实用阶段。此后，他还从事高频电热医疗器械、无线电广播、微波传输电能、电视广播等方面的研制。为表彰他早在1896～1899年实现200 kV、架空 m的高压输电成果，与制成著名的特斯拉线圈和在交流电系统的贡献，在他百年纪念时(1956年)国际电气技术协会决定用他的名字作为磁感强度的单位。在国际单位制中，磁感应强度的单位是特斯拉，简称特，符号是T。垂直于磁场方向的1米长的导线，通过1安培的电流，受到磁场的作用力为1牛顿时，通电导线所在处的磁感应强度就是1特斯拉。一般永磁铁附近的磁感应强度大约是特，在电机和变压器的铁心中，磁感应强度可达特，通过超导材料的强电流的磁感应强度可达1000特，而地面附近地磁场的磁感应强度大约只有*10的-4次方特。生卒时间1856年7月10日出生在距离格斯匹奇不远的斯密利杨;于1943年1月7日,卒于纽约的"纽约人"旅店.教育背景传说,这位工程师在自己出生的斯密利杨和格斯匹奇读小学;中学毕业于卡尔洛瓦茨的拉可瓦茨.中学时代的特斯拉最喜爱读书,玩牌和养鸟.并且他在此后的一生中都养鸟.尼古拉特斯拉6岁时就曾改进过自己家附近的瓦格纳茨河上的一座旧磨房.中学毕业后的特斯拉得了两年霍乱,在那之后的1875年,他不顾父母希望他成为牧师的心愿,进入了格拉孜的综合技术学院学习.5年后,他被布拉格的查理大学技术系录取,但是由于经济原因,一年后他就工作了,在布达佩斯做设计工程师.他在那里参加了新的电话中心的建设,并改善了电话的设备和电话的声音效果. 特斯拉生平在国际站点上，有关特斯拉的资料多得不计其数，影响之大，超过爱因斯坦，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您可以在google比较一下“tesla”和“Einsten”搜索结果，tesla有4,480,000个相关页面，Einsten只有228,000个。不过特斯拉在国际上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人物，对他毁誉参半，甚至被归结为伪科学家。特斯拉是上个世纪之初少有的实验通才，他机电工程，无线电工程，流体工程，低温工程，地球物理，真空技术，飞行器技术方面等等都有专利成就。特斯拉在各个国家的所有专利，包括他所有未曾批准的专利和所有具有专利价值的各种发明，总共加起来有700多项。特斯拉不仅是科学家，致力于探索和把握的未知自然现象，而且是能工巧将，他的某些实验成就，比如说火球闪电的人工制造，是用今天用最先进的设备，也模仿不出来。特斯拉最有价值的成就是发现了旋转磁场原理，发明了多相交流供电系统和交流感应电动机。他的最著名的发明是“特斯拉线圈”，这是一种分布参数高频共振变压器，可以获得上百万伏的高频电压。他是最早制作成功荧光灯和发现和研究X射线的科学家之一，并首先发现了红宝石激光效应，以及点电子显微镜效应。特斯拉还是无线电遥控的鼻祖，他使用谐振电路最早实现了计算机“与门”的逻辑原理，还最早阐述了雷达的原理，还最先用他自制的高灵敏度接收机接收到了天外无线电脉冲信号，探测过宇宙射线，发明过一种革命性的无叶片涡轮机等等。特斯拉线圈的线路和原理都非常简单，但要将它调整到与环境完美的共振很不容易，特斯拉就是特别擅长这项技艺的人。特斯拉后来发明了所谓的“放大发射机”，现在称之为大功率高频传输线共振变压器，用于无线输电试验。特斯拉的无线输电技术，值得一题。特斯拉把地球作为内导体，地球电离层作为外导体，通过他的放大发射机，使用这种放大发射机特有的径向电磁波振荡模式，在地球与电离层之间建立起大约8赫兹的低频共振，利用环绕地球的表面电磁波来传输能量。这一系统与现代无线电广播的能量发射机制不同，而与交流电力网中的交流发电机与输电线的关系类似，当没有电力接收端的时候，发射机只与天地谐振腔交换无功能量，整个系统只有很少的有功损耗，而如果是一般的无线电广播，发射的能量则全部在空间中损耗掉了。特斯拉有生之年没有财力实现这一主张。后人从理论上完全证实了这种方案的可行性，证明这种方案不仅可行，而且效率极高，对生态安全，并且不会干扰无线电通信。只不过涉及到世界范围内的能量广播和免费获取，在现有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下，无人实际问津这种主张。特斯拉一生坎坷，他的成就与他敢于冒险的勇气密不可分，他“敢为天下先”，并且一干到底，哪怕此路不通。他所从事的极高电压的研究充满生命危险，并且常常冒着生命危险进行各种示范表演。他最拿手的好戏是让上百万伏的高频电压通过自己的身体，展示出惊人的放电效应。在研究过程中，他受过电击，受过大剂量的X射线的照射，在研究磁暴线圈时，感受磁暴对生命意识的影响，而同样强度的磁暴能够让附近的金属箔挥发得无影无踪。在晚年还曾被出租车撞伤，尽量这样，他还是活到了八十六岁高龄，在旅馆中孤独逝世，终身未婚，将一身献给了科学事业。他逝世的时候，除了成吨的文件资料，没有留下任何财产和遗言，真可谓来去无牵无挂，十分令人感动。特斯拉逝世以后，他的文件资料随即被美国政府抄收了去，被定为绝密情报，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拒绝向公众公开。特斯拉之所以在科学史中被“除名”，是因为他反对相对论，坚持传统的物理观，与当时蓬勃发展起来原子物理学格格不入，加之晚年遁世隐居，想入非非，不切实际，因而他不太受正统的科学团体所欢迎，甚至被斥为卖弄江湖妖术的骗子，他的实验室也被描绘成散发出妖气的阴森森的中世纪炼丹术士的场所。不过，最主要的原因是当年为了实现他那最远大的抱负，实现全球的无线输送电力革命，筹建了沃登克里弗广播塔，后来马可尼先声夺人，抢先获得了无线电商业上的成功，因而特斯拉的这一计划胎死腹中，欠了投资人摩根一屁股债，摩根以他的经济和政治手腕，下令美国所有学校课本删除特斯拉的名字，从而一直影响到现在。后来，为了表彰他在交流电系统中的实际贡献，国际电工委员会将磁感应强度的国际单位制命名为特斯拉。特斯拉在国际上特别受到崇拜，他以多才多艺的实践成就，为后人树立了榜样，国外至今还有很多人探索他那些失传了的技艺。我觉得这与西方重视实践的良好倾向密切相关。特斯拉反对正统理论，他总是以自己设计的巧妙实验来说话，而不是空谈理论，因而，往往他对自己实验结果的解释是错误的，但对别的科学家而言，也常常因此而有意外的收获。在当今“组织化”了的社会中，很难出现第二个特斯拉式的人物了。社会高度的组织化，使人无需成为在各个领域都有成就的通才，每个人只要循规导矩，与他人良好合作，在自己狭小的领域内发挥好作用就能获得成功，无需拼搏，无需冒险。组织化了的现代人的很难认同特斯拉，而特斯拉的现代崇拜者也多是那些不愿循规导矩的人。不过，在西方正统科学团体内“科学已经终结”了的不和谐论调下，越来越多的西方科学家重新认识到，实践是科学的源泉，是人与大自然联系的桥梁，理论已经脱离大自然现实如此之远，以至于举步维艰。所以在西方，特斯拉曾经有过的主张越来越受到正统科学界的重视，特斯拉的影响可以说是波及未来。特斯拉生平大事纪1856 ——7月10号午夜特斯拉出生于利卡省（奥地利）斯米湾的一个塞尔维亚神职人员家庭。1875-1878——在格拉茨工艺学校学习。1882——在布达佩斯(匈牙利首都)一公园散步时，特斯拉发现了可逆磁场。1883——在斯特拉斯堡他受雇于爱迪生大陆公司制造了第一个感应电机模型。1884——前往美国开始在爱迪生实验室工作。1885——离开爱迪生，成立自己的公司并开始生产多相交流电机和发电机。1888——5月16号在美国电气工程师协会上作了题为“交流电输送和交流电机系统”的报告。1890——他公布了高频电对生理影响的结果。1891——作了题为“极高频率交流电实验及其在人造无线发光中的应用”的报告，申请了“共振传送器的星形振荡器”的专利。1892——来到伦敦，在皇家科学院作了题为“发光及其他高频现象”的报告，在电气工程师协会上作了“高压高频下的交流电实验”的报告，并在巴黎作了同样的报告。1893——在芝加哥世界展览会上吸引了公众的注意。他让高频电流通过自己身体并演示了可逆磁场模型，即所谓的“特斯拉的旋转铁蛋”。1895——5月13号特斯拉在纽约的实验室毁于火灾。1897——在无线电工程技术领域他注册了20项发明专利。1898——注册了无线控制技术（在纽约中央公园的湖里进行了遥控自动化小艇的实验，取得极大成功。）1899——尼亚加拉水电站建成。1899-1900——在科罗拉多泉进行实验。1901-1905——在纽约附近的长岛建造Wardenclyffe塔。1909-1922——他只注册了机械方面的专利（泵、流速计、无叶涡轮）。1943——1月7号特斯拉在纽约宾馆逝世。评论：被历史遗忘的天才——前南斯拉夫科学家特斯拉尼哥拉.特斯拉（Nikola Tesal）1856~1943 前南斯拉夫 特斯拉是和爱迪生同时代的发明家，磁感强度单位就是以他命名的，我们就从他发明的交流电与爱迪生之间的战斗说起吧。 因为仰慕爱迪生，1884年特司拉被巴切勒推荐到美国加入爱迪生的公司。特斯拉和爱迪生天生就属于水火不相融的人，他们两人之间存在严重的分歧。爱迪生注重实践，是位凭经验在摸索中进行发明的人；特斯拉是那种注重理论的人，他觉得爱迪生的做法是十分愚蠢的，他认为实验必须要有理论依据做基础，而不是像爱迪生那样光一根灯丝就做了1000多种尝试。 有一次，特斯拉同爱迪生谈论起发电机的几种潜在的改革可能，爱迪生轻蔑地说：“如果你能做成，付你5万美元。”特斯拉用几个月的时间对发电机进行改革试验，把改革后的附件装入发电机后，他完全成功了。当他向爱迪生索取5万美元时，爱迪生却回答说：“特斯拉，你不知道我们美国人爱开玩笑吗？”因为特斯拉的才能过于突出，所以屡次受到爱迪生的排挤的迫害，愤然从爱迪生的公司辞职。1880年，特斯拉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交流电发电机。他坚信交流电终有一天会使供电范围更广，成本更低。爱迪生对这种设想则不屑一顾，不愿做认真考虑。 离开爱迪生之后，特斯拉得到了乔治·威斯汀豪斯的支持，终于将交流电引向实际应用。1888年，蒂斯拉成功地建成了一个交流电电力传送系统。他设计的发电机比直流发电机简单、灵便，而他的变压器又解决了长途送电中的固有问题。这无疑大大打击了爱迪生大力推广的直流电（由于当时爱迪生在直流发电机上的收入颇丰，所以他不愿意进行其他研究）。 爱迪生还是意识到交流电可以降低成本，这是无疑的，从经济角度来攻击交流电，势必要以失败告终。于是，他就在交流电的其他方面做文章。他认识到，在19世纪的最后一段时间里，公众对电力还怀有畏惧心理：电力虽然可为人类带来利益，但它也可能杀人。所以，宣传高压的危险，是搅乱公众头脑最有效的办法。 于是，他发行了一本题为《当心》的小册子，书中详细地列举了交流电的所谓种种危险，并把交流电的使用令人难以置信地描述为“枉费心机”。爱迪生还在《北美周刊》发表了一篇题为《电灯之危险》的文章，攻击交流电的使用。他说：“与我保持联系的一家电灯公司前些时候购下了一整套交流电系统的专利。对此，我表示抗议，内容都记在了公司的备忘录上。迄今，我已成功地说服他们不向公众推广这种系统，今天即使是我同意推广，他们也不会这样做。” 爱迪生除了在舆论上压倒对方以外，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他还专门建立起一座巨大的试验室，雇用小学生们到街上去抓小猫小狗等牲畜做实验，残忍地将它们置于交流电下电死。他还疏通了纽约州监狱的官员，让他们答应将绞刑改为电刑，即改用特斯拉专利所提供的交流电的电刑。1890年8月6日，一名杀人犯威廉·凯姆勒在奥本坐上交流电椅死去。由于没有经验，当局所使用的电荷太弱，犯人只被电得半死。据当时媒体报道，这种恐怖的景象，比绞刑可怕得多。从此，交流电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引起了恐惧，便成了死神的同义语。 但是，实践证明交流电具备很多优点，所以特斯拉并没有被爱迪生的一连串攻击所吓倒。为了改变公众对交流电的印象，他聘请匹茨堡的记者E·H·海因希斯作为他的新闻顾问。在E·H·海因希斯的安排下，特斯拉在1983年，芝加哥博览会的记者招待会上，用电流通过自己的身体，点亮了电灯，甚至还熔化了电线，使在场的记者一个个惊讶得目瞪口呆，取得了极大的宣传效果。由此改变了公众对交流电的看法，使世界步入了交流电时代。 1912年，由于特斯拉和爱迪生在电力方面的贡献，两人被同时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但是两人都拒绝领奖，理由是无法忍受和对方一起分享这一荣誉。 特斯拉除了在电力方面做出了杰出的成就之外，在其他方面的发明发现也相当惊人。他一生致力于研究非线性（即输入和输出不成正比）问题，曾经说过他可以将地球一分为2。早在1912年特斯拉提出：“若把物体的振动和地球的谐振频率正确地结合起来，在几个星期内，就可以造成地动山摇、地面升降。”1935年，特斯拉在其实验室打了一个深井，并在井内下了钢套管。然后，他将井口堵塞好，并向井内输入不同频率的振动。奇妙的是，在特定的频率时，地面就会突然发生强烈的振动，并造成了周围房屋的倒塌。当时的一些杂志评论说：“特斯拉利用一次人工诱发的地震，几乎将纽约夷为了平地”。这就是著名的特斯拉实验。这种小输入强输出的超级传输效应称为特斯拉效应，是地球物理武器的关键，所以特斯拉也是超距武器的奠基人。 不仅如此，特斯拉还发明了特斯拉变压器，交流电摩打，现代电脑基础，无线通信，太阳能系统，雷达装置，机器人，死光，测谎仪，提出电磁射频武器概念...这些发明和发现超越了当时的科学技术几个时代，有的理论就连现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也无法完美解答。特斯拉死后，美国FBI将他的所有设计图纸与实验作品全部没收，美国军方对他的论文研究至今也没有停止。这也更为特斯拉造就了一份神秘色彩。虽然特斯拉天生奇才，但是命运弄人，特斯拉的际遇比较坎坷，而且他的性格比较乖僻，所以后人对他的评价明显地低于了他的历史成就。特斯拉于1943年孤独地死在酒店。 据说特斯拉还发明了死光，用来打击法西斯分子。这种死光的原理图被他发给了当时主要的反法西斯国家，但被这些国家封锁了，好像只有美国和苏联去实践研究过。当年的阿富汗战场上苏联为了尽快结束战斗就使用了这种武器，但苏联为了逃避国际社会的谴责就用毒气掩盖了。由于接收到死光的人死亡症状非常特别，所以还是引起了很多人的怀疑。唉，事实的真相是什么，恐怕只有历史知道了。现在人们把能够迅速击毁太空卫星的激光武器称为“死光”武器，其实真正的“死光”要恐怖得多。1935年以来的10年中，希特勒一直想研制出他梦寐以求的“死光”，但未遂。“死光”是二战爆发后，著名美籍科学家特斯拉提出的。特斯拉非常憎恨战争，二战时，他那智慧的脑袋给出了一种非常新式的武器的设计原理，他自己叫做“和平之光”，因为这种武器用于边防，就可以有效防止侵略，避免战争，维护世界的和平。1934年，美联社的一篇报道中这样形容：“死光”是建立在全新的物理学概念上的，光束的直径只有十亿分之一厘米，看不见摸不着，但可以在近400千米远的地方迅速毁掉入侵的万架飞机，它可以真正为每个国家筑起边防长城，足以保护一个国家免受敌人侵袭，因为死光能够毁掉任何生命，熔化任何发动机，碰上这种光，根本无法防御。 但这只是特斯拉的一厢情愿，首先媒体就把它描绘成“死光”，这集中的粒子束一击之下可以使百万人丧生，它所使用的电压高达5千万伏特!“死光”的设计原理图更是给世界添了麻烦，当时，“死光”的设计原理图被特斯拉发给许多对抗法西斯的国家，苏联也有一份，各国普遍的反应是封锁有关“死光”设计原理的信息，但“死光”在苏联军方和美国科学界得到了认真研究，也让好战者疯狂寻求。苏联在二战结束前已取得了初步的进展，美国克利夫兰的一位科学家经过多次实验之后也制造了出来。在试验“死光”威力的实验中，猫、狗、兔子等小动物碰上“死光”，就会瞬间死亡，而且它们的血液会马上变成了水样的无色液体。 这种武器对付装甲车、坦克等非常有效，例如，一个拿着这种武器的步兵就可以在一击之下消灭坦克里的所有士兵，但坦克却可以不被损坏，因为这种武器会径直穿过导电的外壳。手里拿着这种武器的士兵简直可以对付成千上万的坦克。这个武器一直被政府封锁限制着，只有必要的时候才能拿出来作为防御武器。 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光束可以穿过坦克的钢板和装甲车，穿透防空洞和碉堡以及任何防御工事，散兵坑也无济于事，任何防护和屏蔽都是无效的，它可以穿透土壤寻找到人，简直让人无处躲藏。被碰到的人，就像一个松软的袋子当即躺倒，没有任何挣扎和反应，整个神经系统在瞬间被毁，身体上的任何一个细胞都在瞬间同时死亡，包括身上的细菌。而且30～45天内，尸体都不会腐烂。这种恐怖的情形有点像核辐射，死后连细菌都躲着这些尸体。————这就是死光的威力。如果爱迪生靠得是勤奋的话，那么特斯拉则是靠灵感。他是一位不责不扣的天才。有位科学家曾经说过，如果当时的国际社会全力支持特斯拉的发明想法的话，那么100年前的社会将比现在还发达。

法拉第，欧姆，安培等等。